浅读刘勰与《文心雕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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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读刘勰与《文心雕龙》报告本文简介：浅读刘勰与《文心雕龙》报告前言：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显学，一个是红学，一个是龙学。我们知道：《红楼梦》讲“情”，《文心雕龙》讲“理”；红学研究曹雪芹，龙学研究刘勰。曹雪芹和刘勰，他俩有着相似的出身，人生也都比较凄凉，曹雪芹“举家食粥”，刘勰“家贫不娶”。然而，他们两位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留下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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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读刘勰与《文心雕龙》报告

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显学，一个是红学，一个是龙学。我们知道：《红楼梦》讲“情”，《文心雕龙》讲“理”；红学研究曹雪芹，龙学研究刘勰。曹雪芹和刘勰，他俩有着相似的出身，人生也都比较凄凉，曹雪芹“举家食粥”，刘勰“家贫不娶”。然而，他们两位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留下的著作，竟成了不少后人的饭碗和知本。在我们中国，还有国外，很多人都以研究《红楼梦》和《文心雕龙》谋生并以此为荣。

《文心雕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艺理论巨著。至今中外文艺理论界还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与之媲美。它全面总结和阐释了文学原理、文体、创作、批评等问题，“体大而虑周”，论述精辟，是中国文艺批评最权威的典范论著。目前，专事研究其理论体系的“龙学”正日益兴盛。

一、

刘勰生平：可慨！

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在《序志》篇的注释里面谈及刘勰生平的时候曾说到这么一句话：

所惜本传简略，文集亡逸，如此贤哲，竟不能确知其生卒，可慨也已。

就是说刘勰的传记非常简略，令人不由得感慨系之。周振甫所著《文心雕龙今译》一书在开头部分全文收录了《梁书·刘勰传》，他写道：那么伟大的一位文论家，仅有400多字的传记，何等的单薄啊！

[1]而且，他本有的传行于世的文集在唐初就已经不幸遗失了，现在我们仅知道他的《文心雕龙》和两篇有关佛教的论文，即《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像这么伟大的圣贤之人，我们现在却不能确切地知道她的生平，而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进行推断，不能不让人深感遗憾和惋惜.

（一）

青年时代——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

《梁书·刘勰传》云：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刘勰的祖父灵真，与刘宋时代的雍州刺史刘秀之是兄弟，刘灵真的生平无可考，其子刘尚，即是刘勰的父亲。曾为越骑校尉，倘据《颜氏家训·涉务》篇所言“南渡士族至八九世末有刀田，悉资俸禄而食”之语，则这“越骑校尉”亦似是食禄用的虚衔，所以刘勰这一系应算是京口刘氏一族中较为落寞的一家。[2]这里说他“早孤”，是说他尚未成年，刘尚便已亡故了。刘尚挂个虚衔，多少还有俸禄可支，及其死后，生活便发生了问题。但刘勰不谋别的出路，独找定林寺的和尚僧祐投靠，这里面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家贫不婚娶”五字，须分开来看：如果是无力婚娶，可能是为着家贫；如果是不愿婚娶，便不是仅为着家贫而已。以刘氏家世，纵因贫困不能与当代显贵的子女结亲，但以一个笃志好学的士人，应该不难求得淑女，而其问题也许在于刘勰个性本即无意成家。

杨明照先生认为刘勰“不婚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家境的艰难，而是由于刘勰信佛，杨先生在他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中指出：

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3]

这种分析也是颇有些道理的，杨先生说刘勰年轻的时候固然穷苦，但是他一进入梁代就开始做官了，虽然此时已年过四十，但还是可以娶媳妇的呀，高既不成，低亦可就吧！那他为什么不婚娶呢？这恐怕就与刘勰信佛不无关系了。

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不结婚的原因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孝”，刘勰的父亲早逝，母亲也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去世了。按照古礼，刘勰需要丁忧三年，三年过后就二十三四了。正值此时，定林寺的著名佛学大师僧祐开始传法讲佛，招募弟子。刘勰便在母亲的孝期结束后进了定林寺去投靠僧祐，成了高僧的得力助手，刘勰在定林寺里面一待就是十多年，既然在定林寺里面，那当然就不能结婚啦。等他从定林寺出来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之后，因夜梦孔子，他决定写作《文心雕龙》，并因此又耗费了四年的时间，待到三十七八岁，刘勰的《文心雕龙》倒是写就了，但他却把最佳择偶时间错过了，打了一辈子的光棍！

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祐“呢？南朝的寺庙对于当时的刘勰至少可以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温饱问题，二是读书问题，三是就业问题。刘勰到定林寺依投僧祐，可以避租课避徭役，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定林寺有相当多的藏书可供刘勰借阅，有很多学问满腹的高僧和同门可资请教与切磋。此外，南朝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从文士到武将，信佛者众多，达官贵人、鸿儒俊彦经常出入寺庙，出身寒门又胸怀大志的刘勰当然希望能在定林寺结识达官显贵，为自己日后的仕途做好铺垫，打下基础。他在《程器》篇的结论说：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从中可知他虽寄于僧家，若有机缘仍要进入仕途。

（二）

负书候车——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

在中国文学史上，“负书候车”是个很有名的典故，讲的就是刘勰。《梁书·刘勰传》云：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

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

文理，常陈诸几案。

刘勰写就《文心雕龙》之后，并没有被当时的名流看重和称道，仍然是个无名之辈，泯然于大众之中。大家知道，西晋有位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叫做左思，出身寒门，诗写得很棒，就是湮没无闻，不为人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窘境，左思就去请当时的权贵和名流皇甫谧为自己历时十载创作的《三都赋》作了篇序。美文加上名人推介，使得《三都赋》即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一时间“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左思也就借助于皇甫谧而一举成名，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刘勰对这一文坛掌故自然烂熟。大概受到了“洛阳纸贵”的启发，为了谋取一定的功名和地位，刘勰决定用《文心雕龙》作为敲门砖来求得梁武帝的开国元勋、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的赏识和提拔。可是，当时的沈约位高权重，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到的，更何况刘勰还是一介寒士，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拜会沈约。南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的一天，刘勰将《文心雕龙》的书稿装在一个布袋子里面，自己就背着这个袋子，守候在沈府的大门口，沈约出来后，他便不失时机地拦车求见，向沈约推荐自己的著作，整个看着就像一个书商贩子搞推销似的。沈约把书带回阅读后，为之赞不绝口，《文心雕龙》成了沈约的案头常备书。《文心雕龙》很快流传开来，刘勰也因受到沈约的器重而声名鹊起，他的人生开始出现转机。

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刘勰被朝廷启用，授予奉朝请等职务，后来又在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担任了东宫通事舍人，与昭明太子结为忘年之交，参与了《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过《梁书·刘勰传》来看看他的任职简历：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三）

暮年时期——燔鬓发自誓，未期而卒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刘勰的恩师僧祐在建初寺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僧祐的弟子正度为他立碑颂德，刘勰则因为善为文章，“长于佛理”而接下了撰制碑文的重任。《梁书·刘勰传》云：

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

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

僧祐去世以后，皇帝下令让刘勰回到定林寺和慧震和尚一块编撰佛经。这样，刘勰再次来到定林寺，花了两年的时间去整理佛经，事成之后，刘勰主动地请求皇帝允许他出家，而且，在皇帝还没批准的时候，他自己就先烧去鬓发，发誓出家。后来，皇帝同意了，于是刘勰便在定林寺变服为僧，改名叫做慧地，皈依佛门不到一年就辞别人世了！

总的来说，刘勰的一生都是很孤独很寂寞的，李建中教授认为刘勰是生活在三个世界里的：文的世界、儒的世界和佛的世界。[4]年轻的刘勰在寒冷的定林寺里面，暮鼓晨钟，青灯古卷，笔耕不辍，辛辛苦苦了三四年写成的《文心雕龙》却很久不被世人看重，他在文的世界里很孤独；后来，好不容易因为《文心雕龙》写得好，受到沈约的器重而出来做官，在仕途上前前后后奋斗了二十来年，虽“政有清绩”，却怀才不遇，难于跻身高位，儒的世界里他很寂寞；在佛的世界里就更加孤寂了，刘勰始于沙门，终于沙门，晚年削发为僧，皈依佛门，最后在定林寺孤寂地死去，终年约56岁。

二、

时代背景

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开放，文学创作极为繁荣的时代。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分裂、大***、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两汉“独尊儒术”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开始传人并很快盛行，道家思想以蓬勃之势复苏，“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生命真谛的思想成为席卷全国的社会思潮。哲学逻辑思想的大解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人们冲破了儒家倡导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抛开汉儒死守章句、图解经义的作法，大胆地抒写情性，反映现实，歌咏自然。自三曹等百余名作家的积极写作，开创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之后，一直到南北朝，诗文创作长盛不衰。这时期，朝廷也开始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封建帝王和大批士族官僚也加入了创作的行列。魏文帝曹丕就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而且还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宋文帝时设置了专门的文学机构“文学馆”，与原有的儒、道、史三馆并列。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由于几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南朝连初识字的儿童都拼命地做起诗来。士族文人中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

文学创作的繁荣，大量作品的产生，不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去进行鉴赏和甄别，来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一些知识分子就着手品评诗文的工作，大量文艺批评论著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此时旧的文学观刚刚被打破，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在当时的文艺批评中，虽然也有《文章流别论》这样的佳作，但更多的评论著作则没有准则，只是各随好恶地任意立论，造成文学批评中的高下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状况。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中的混乱局面，使文学批评真正起到指导创作、引导阅读的作用，社会迫切需要“批评的批评”——科学的、权威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产生。

三、《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

刘勰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也吸收了道家思想，魏晋玄学、佛家思想。

（一）

文师周礼

《原道》篇指出：“道沿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刘勰把儒家的经典当作文章的典范，所以他认为讨论文学首先要向儒家圣人学习。儒家的经典在刘勰思想中有什么地位？刘勰又是怎样把自己的儒家理想和论文结合起来的？首先看《序志》篇第二自然段：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他七岁时“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一个七岁的小孩，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憧憬，用通俗的话说：前程似锦。对年幼的刘勰来讲，似锦的前程是什么样的呢？是去做官，是成为一个大文人，还是做和尚最后达到主持的地位？这些都不清楚，像一张没显影的底片，很模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此就需要第二个梦，这就是刘勰“齿在逾立”所做的梦。“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刘勰年过三十的时候，梦见自己拿着红颜色的礼器，跟随孔子向南去。“旦而寤，乃怡然而喜。”第二天早晨醒来，非常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多么伟大啊，圣人是很难见到的啊，孔子居然给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托梦。这样，年轻的刘勰，在定林寺辛苦工作了十多年却还没有任何身份和地位的刘勰，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就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通过这个梦，刘勰有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有人指出这是刘勰用的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是孔子晚年“不复梦周公”，孔子晚年再也梦不到周公了，觉得非常悲哀，认为“道将丧”，可见他年轻的时候是经常梦到周公的。年轻的孔子经常梦见周公，自觉地意识到复兴周文化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刘勰用这个典故，表明自己对于文化传承的使命。总之，第一个梦是年幼的刘勰对前途的一种朦胧的憧憬，第二个梦就是把这种朦胧的憧憬具体化，也就是他要追随孔子，成为孔子的信徒，成为儒家的信徒。梦见孔子，实际上代表刘勰对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年轻的刘勰，他的文化身份、人格理想、人生设计，就是要成为孔子的追随者，用自己的一生来弘扬儒家文化。

弘扬儒家文化有注经和论文两个途径，刘勰对此有一个分析和判断。《序志》篇云：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马、郑就是马融、郑弦，作为一个孔子的信徒，去阐释圣人的宗旨，最好的方法就是注经，可是注经这种事情，马、郑等经学家已经做到极致了。对刘勰来说，就算有深刻的见解，在注经上也不能够自成一家，于是他舍弃了注经而选择了论文。他在《程器》篇中说“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擒文必在维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世的渴望。他所谓“原道征圣宗经”，尤其是文章应宗法《五经》，必须为政治服务，更与荀子以来的儒家文学思想一脉相承，明显表现出儒家的文学功利观。

（二）道法自然

“道”的属性就是自然，遵循宇宙万物运行的自然性，是道家哲学的本质特征，所以，凡道家皆崇尚“自然”。刘勰《文心雕龙》贯穿全书的根本精神就是“文道自然论”。这是他通过“原道”把自然界“文”的产生规律引出来并应用于人文创作规律的结论，也是他设《原道》篇的目的所在。《原道》篇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他的文学本质论。

“自然”之性就是天性。《文心雕龙》推崇自然之道，以自然为其美学原则。《文心雕龙》使用“自然”一词，全书可见九次。如《原道》篇中“自然之道”、“盖自然耳”；《明诗》篇中“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诔碑》篇中“察其为才，自然至矣”；《体性》篇中“岂非自然之恒资”；《定势》篇中“自然之趋”、“自然之势”；《丽辞》篇中“自然成对”；《隐秀》篇中“自然会妙”等等。

（三）术兼佛玄

刘勰生活在一个崇尚佛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是很信佛的。我们知道杜牧有两句很有名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刘勰对佛学的研究，现在能够看到的，一是《梁书·刘勰传》里面记载的，他有很多佛学的书写：“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二是现在流传下来的署名刘勰的佛学文本，一个是《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这是刘勰所作的一个碑文，建安王叫萧伟，是梁代的皇室，剡山是一个地名。第二个文本是《灭惑论》，灭和惑都是佛教的专用术语。

关于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有两位龙学家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一个是杨明照先生，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里说：“《文心》全书，虽不关佛理，然其文理密察，组织严谨，似又与之相关。”下面我们看看《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是怎样受佛教影响，做到“文理密察，组织严谨”的。一个佛学的经典大体上有三个要素：界品、问论，论末附偈。[5]界品就是门类、种类。佛学经典的界品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显示为文体论。第六篇《明诗》到第二十五篇《书记》全部是文体论，相当于佛学的界品。问论就是在一问一答的辩难之中来彰明佛理，特别是禅宗，善于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文心雕龙》第二十六篇《神思》以下，都类似于佛教的问论。佛学著作有论末附偈，刘知几《史通-论赞》里讲：“篇终有赞，始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在每一篇的后面有一个“赞”，这个“赞”是偈语，也就是佛理诗，佛教著作的篇终有一个偈语形式的赞，这就是刘勰的“赞曰”的来源。前有界品，中有问论，而且每一篇都有赞即偈语，这就是佛学经典的组织方式。

另一个是饶宗颐先生，对于《文心雕龙》的佛学理想，他提出了两个论据，一个是“文心”是来自佛教的，佛教常常用“心”来做书名，在佛教里，“心”就是要解、精要的意思。饶宗颐先生的第二个论据是，刘勰实际上是用佛家的逻辑来支配、组织他的文学材料的，用佛学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文学见解。佛教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带数释。佛教的一些关键词都是一个数词后面跟一个名词，如三世、三界、三法、三宝、三藏、四谛、五蕴、八戒、六十四戒、三百六十六戒等等。在《文心雕龙》里有很多内容是用这种方式表达的，如《体性》篇：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卫晋玄学有三期：王弼、何晏的正始玄学，嵇康、阮籍的竹林玄学，郭象的元康玄学。“三玄”之一的《周易》，成为刘勰的重要思想资源，大到《文心雕龙》篇目的设置，小到具体问题的讨论，都可以看出刘勰深受《周易》的影响。《文心雕龙》五十篇是“大衍之数”，大衍之数就是来自《周易》的，准确地说是王弼注释《周易》里面提出的一个数字。《周易》算卦的时候用蓍草，蓍草正好是五十根，拿一根不用的放在旁边，剩四十九根，然后把四十九根任意分成两拨，一拨奇数，一拨偶数，不用的那一根是无用之大用，这就是刘勰结构《文心雕龙》的思路。《文心雕龙》五十篇中有一篇《序志》，《序志》既不是创作论，也不是鉴赏论，又不是总论，但它是一个提纲絜领的东西，是关于《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总体结构、写作背景以及选题理由的叙述，有点像我们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四、《文心雕龙》概貌简介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原理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的含义是，“文心”指写文章的用心，“雕龙”是指要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一样精美。全书37000多字，分为50篇。今本的《文心雕龙》分10卷，上下两部，每部25篇，每篇又系以赞。从论述的内容上划分，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是作者自称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本书的总论，主要阐明白己所建立的文学批评体系的根本原则。《原道》篇提出写作最根本的是要表现“自然之道”，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由事物的本质意义出发，不能以文害志，以文害物。刘勰这样强调“道”，也是为了反对六朝文学创作中过分雕琢而违反自然美的不良倾向。《征圣》和《宗经》二篇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概括了写文章要“衔华佩实”的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是文体论。包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讳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20篇。这部分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四个方面，论述了35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将文章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解释其文体名称和意义，并列举以往的作家的创作，评论其作品，概括出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领。这一部分是从感性材料上进行分析，为后文进一步进行理论阐述打下了基础。

第三部分是创作论。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19篇。这之后的《时序》和《物色》两篇虽然包含了文艺批评的内容，但也有关于创作的论述。这21篇是作者所称“割情辞采”的内容，是对总论中提出的“衔华佩实”的文学总体要求的具体论述。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的艺术技巧(如声律、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这—部分是《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指导意义最大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是文艺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其中《知音》是专门论述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指出批评的方法是要通过作品的文辞来考查其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探求文章所用的体裁、文辞、结构等是否能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一致。《才略》和《程器》两篇，论述了作家的文才和品德，讨论创作主体(作家)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体批评。最后一篇《序志》是作者交代写作动机和目的的篇目．篇中还概括了全书内容和写作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类似于“跋”。

五、《文心雕龙》中的重要论题

（一）文学史观

《时序》集中地反映了刘勰的文学史观，它在论述文学的发展历史时，提出了著名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认为文学的发展同社会政治的变迁有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历数各个时代的文学特点时，首先揭示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如论建安文学，《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段叙述自汉献帝迄于曹魏之亡，前后不及七十年，而“建安”、“正始”是文学史上很响亮的年号，都包括于此时。他说：自从汉献帝被董卓挟持的团团转，而文学之士亦跟着分散漂流，直至建安之末，曹操打倒了董卓、袁绍、公孙瓒，北方的局面稍得统一。曹操以丞相自进为魏王，他本人爱好乐府诗歌，大儿子曹丕既取得太子的名位，于弄枪使棒之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他的弟弟，陈思王曹植，词采华茂，粲溢古今，更难得的是，他们懂得优待各地有名的才俊，因此他们身边多的是好作家。接下来他讲到了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一个不漏，他用很大篇幅来讲曹魏，一直讲到明帝曹睿。

其次，它也注意到了时代思想对文风的影响，如论晋代文风：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指出清淡士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自西晋王衍之流，崇尚玄淡，逃到江南之后，北风益盛，因清言的风气，特别形成一种与现实脱节的文章，所以世事愈是浊乱而他们的语言却愈超脱，作诗必以《老子》的宗旨为依归，作赋则无异于《庄子》一书的注解。

另外，统治者的爱好倡导对文学创作起的作用，刘勰也十分重视，他以汉魏为例，汉代他讲到汉武帝，因为在汉代真正看重文化的是汉武帝，“孝武崇儒，润色鸿业”，这个时代发达，文学昌盛。如枚乘、朱敷衍、公孙弘、倪宽、朱买臣、司马相如、司马迁等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文人的出现，就是因为生活在汉武帝这个重文的时代

（二）

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在《情采》篇中，他大力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文学创作要以“述志为本”，创作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作品中，内容是第一位的，如果“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但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原则，又要“言必有采”。他认为思想意义必须通过形、声、情三者的中介，才能酣畅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指出：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文之本源也。

形象地阐明了形式由内容必然转化而来，又将内容包涵在内的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关系。

（三）艺术构思论

构思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刘勰把艺术构思分为形象映照和想象虚构两个阶段。在《神思》中，他形象地描绘了艺术构思从观察到艺术创作的心物交融的全过程：“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事物以其形貌影响到作者，作者心理上得到感悟，于是便“神与物游”。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并不只局限于直观的、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而是经过提炼加工，得到理性的内涵。然后作家还要联想，既可以“思接千载”、又可以“视通万里”，把眼前的事物、悟出的理性与联想到的事物融合后，再“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把那些本来比较抽象的思想、意义融入到现实与联想融合而成的物象之中，完成艺术创作。

(四）

作品的风格论

《体性》、《风骨》等篇，论述了文学风格问题。在《体性》篇中，刘勰指明文学作品风格的形式与作家气质有密切的关系，《体性》开篇这样说：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刘勰认为，才华的平庸与杰出，气质的刚健与柔弱，学识的浅薄与湛深，习惯的雅郑与邪僻，既由先天的性情决定，也有后天熏陶而成。每个作家的“才、气、学、习”不同，形成了风格的千差万别，犹如天上行云、海上波涛，千变万化，所谓“各师其心，其异如面”。才、气是先天的，但因各人禀赋不同而异；

学、习是后天的，但受到作家自己努力的制约和他生活的环境的影响。每个人的天资禀赋无法以人力改变，但刘勰认为后天的“学”、“习”，即学识、修养、习尚对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甚至有极大作用的：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

不好的木材和生丝却可以做出漂亮器具，染织成美丽的彩绸，相反质地很好的木材和生丝，也可能做出劣等的器具，染织成难看的绸缎。刘勰更重视后天的学习，把这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这样看来，风格的形成既取决于先天的“才”、“气”，又取决于后天的“学”、“习”。

当然，每个作家的才、气、学、习四方面并不平均，有的人先天的因素多一些，

而有的人后天的因素更起作用。各人的风格千差万别，但刘勰把它归为八种类型，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他还对每种类型的特点作了说明：

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

八种风格中，两两相对。典雅与新奇相反，远奥和显附不同，繁缛和精约有异，壮丽和轻靡相别。刘勰列举了12位作家，概括了他们的风格特征及其才、气、学、习的关系：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刘勰并没有把这些作家的风格简单地归入八体中的某一类，而认为每个作家的风格都兼有几种基本风格的特色，八种风格交互结合，错综变化，产生无穷无尽的种种不同风格。

（五）作家作品论

刘勰评论作家作品，全书随处可见，如上编后20篇文体论，几乎篇篇都有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时序》也评论了很多作家作品，但主要是概述文学发展的历史，专论作家作品，主要集中在《程器》与《才略》两篇。

刘勰的作家论，既重道德人格，也重作家才华，最好是德才并茂，总的来说，与儒家传统看法是一致的。《程器》中说：

认为理想的文人，应具备良好的才德，等待适当时机，做一番事业。因此应注意自身修养，以求于内充实才德，于外散发华彩。写作必须有助于军政大事，出仕就要成为国家栋梁。仕途不畅时保全自己的品德而从事写作，仕途顺利就驰骋才华建功立业。他对历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也指出了做人方面的毛病，譬如说到司马相如偷情而受贿，杨雄贪酒而失算，班固谄媚窦宪而作威作福，王粲不够庄严急于做官等。但对攻击文人，一概加以否定也是不满的。刘勰认为，品德高尚的作家不少，有像屈原、贾谊忠君爱国的，有像邹阳、枚乘机敏警觉的，有像黄香至孝的，有像徐干安于贫贱的，怎么能一概而论文人无行呢？他认为对作家求全责备是错误的：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

人具有各种才能，各有不同的优缺点，除非是圣贤，否则不能求全责备。但将相因地位高即使有缺点也被人原谅，作家因地位低即使有才能也常被指责。所以大江大河能汹涌奔腾而畅通无阻，小沟小水则千曲百折而障碍重重。人的名誉大小，固然如此，职位的高低，也是有原因的。刘勰在《程器》篇中论作家主张道德文章并重，才德并茂。但在《才略》中具体评论作家时，却主要强调才气；评论作品，也更多地注重文采。

《才略》对先秦到魏晋的作家及所说“九代之文”进行评论，论及的作家近百人，作品则既有文学作品，又有非文学作品。所论作家，在“论文叙笔”的各篇，大都分别论述过，本篇概括评论，简明扼要。话虽不多，但都能概括作家的主要成就、基本特点和重要得失，应该说评论基本是客观公允正确的。但对几位重要作家如曹操、陶渊明竟一字不提，尤其是陶渊明，全书从未提到，这是令人遗憾的。但由此正可看出刘勰在本篇论作家作品时，是以才气和文采作为批评标准。曹操、陶渊明的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陶渊明的诗，怀抱旷达，形象鲜明，但二人都因诗歌语言朴素，缺乏辞藻美丽、对偶工整、音调和谐等等语言的“丽”，都未论及。这是刘勰评论作家作品的局限，这种局限显然是南朝文学多崇尚华美的影响所致。

（六）

文学鉴赏批评论

刘勰的文学鉴赏批评论，主要是集中在《知音》篇，其中关于文学鉴赏批评的特点、方法、态度、基本原理等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但此篇对文学鉴赏批评的核心问题即文学鉴赏批评的标准并未提及，而是在《宗经》篇中提出了文学鉴赏批评的标准：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意思是感情深挚而不虚假，风貌清朗而不繁杂，纪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杂，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六条标准大致可这么划分：情深、事信、义贞是思想内容方面的标准；风清、体约、文丽是艺术方面的标准。如果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达到这六条标准，作品就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尽管文学批评的标准是文学批评的核心，但并不等于有了文学批评标准，文学批评就一定能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因为“知音难逢”。刘勰在《知音》篇中，论述了文学鉴赏批评需要内行即“知音”，以及文学鉴赏批评如何才能正确公允的问题。

在《知音》篇中，刘勰一开头就感叹“知音其难哉”，难就难在“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音”确实难以知晓，批评的内行实在难碰到，碰到知音，千百年中或许会有次把。

知音难逢，在于品评者没有个正确的态度。他们有的“贵古贱今”，有的“崇己抑人”，有的“信伪迷真”。

“贵古贱今”当然包括“贵远贱近”，一个讲空间一个讲时间，如秦始皇、汉武帝。当韩非子的《储说》刚传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秦皇汉武恨不能立刻和他们相见，但后来相见了，结果是韩非下狱，司马相如受冷落。“崇己抑人”如班固、曹植。班固傅毅二人作品差不多，班固却讥笑傅毅，说他下起笔来就没完没了；曹植评论作家，曾极力贬低陈琳。但丁敬礼请他修改文章，他就赞叹丁敬礼说话得体，这种情况正如曹丕说的“文人相轻”。还有一种态度也不正确，即“信伪迷真”,譬如楼护，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竟荒唐地要评论文章了，说什么“司马迁著书，曾请教东方朔”。

音实难知，有主客观两个原因。客观说，是“文情难鉴”，例如：

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鲁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獐子，楚国人竟把野鸡当成凤凰，魏国人把美玉当做怪石，宋国人又把燕国的碎石误为宝玉。这些不难考察的具体东西居然错误如此，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感情，本来就不易看清楚，谁又能说容易分辨优劣？

主观上说，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品评者大多各有偏好，识别能力也不全面，例如：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

性情慷慨的人遇到激昂的神调就击节赞赏，喜欢含蓄的人读到细密的作品就格外高兴，有点小聪敏的人看到靡丽的文章就欢欣雀跃，喜欢猎奇的人听到离奇古怪的言谈就耸起耳朵听。这样“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各拿自己片面的理解来衡量各种各样的文章，怎么谈得上“知音”。

知音难，但“音”并非不可知，除了要克服文人相轻的毛病，端正好批评的态度外，只要能理解文学批评的特点、规律，加强品评者的修养，掌握文学批评的正确方法，还是可以解决好“文情难鉴”这一问题的。

文学鉴赏批评的特点、规律与文学创作是不同的：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缀文”即创作，“观文”即品评。[6]文学创作是作家内心有所动然后再表现在文辞中，而文学批评却是沿着作品的文辞去探求作者内心的情思，正如从水流追溯其源头，即使文章情思幽深也可以使之显露。前者从思想感情到文辞形式，后者从文辞形式到思想感情，二者过程恰好相反，所以鉴赏批评必须紧紧抓住文辞形式。由此，他提出了“六观”：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所谓“六观”。第一看作品体裁，第二看作品的遣词造句，第三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第四看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手法，第五看作品中用典的意义，第六看作品音韵是否和谐协调。这六个方面，基本都属于作品的文辞形式，品评文学作品，就要掌握好从文辞形式入手进而探求作品思想感情这个方法，从六个方面考察作品，作品的优劣高下就可以看出来了。

而掌握文学批评的特点、基本规律，态度端正，依照六条标准，运用正确的方法从六个方面考察作品，都离不开品评者，因此刘勰特别强调品评者的修养。对品评者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物先博观”，二是“无私”“不偏”。因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要获得全面的高明的品评能力，只能“物先博观”。只有大量阅读研究各种文学作品，认真掌握了全面评论作品的规律、特点和方法，才能对作品进行正确的评价。此外，只有在权衡轻重时没有私心，在进行褒贬时没有偏向，然后才能像天平一样公平地衡量作品的思想内容，像明镜般照见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

《知音》结尾时还提到两个重要的见解，尤其值得注意，一是“鉴奥”“见异”，二是“玩绎方美”。刘勰说：“见异唯知音耳”，能看到作品独特的美的人，只有“知音”，这话反过来说，在品评作品时，批评家应对作品有独到的发现，泛泛而论，不能算是知音。如何才能“鉴奥”“见异”，刘勰指出要“玩绎方美”，对文学作品要慢慢玩赏，细细体味，才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刘勰的文学批评论，在《文心雕龙》中所占比重并不算大，但它对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律、特点，批评者的态度、修养，批评的标准、方法等等都作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文学批评论，从而把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他之前达到这个高峰的人没有，在他之后达到这个高峰的人也少见。他的文学批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六、《文心雕龙》研究现状

在引言里讲过，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显学，一门是红学，一门式龙学。20世纪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领域里面集中了很多国内一流的大师，这里着重介绍四个，即黄侃、范文澜、杨明照和王元化，他们只是众多龙学大师里面有代表性的几位。

第一、

黄札范注

黄札就是指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这本书实际上是黄侃先生1914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它的贡献就突出地表现在它是20世纪中国新龙学的开端。所谓新龙学是相对于民国之前的旧龙学而言的。旧龙学主要是对《文心雕龙》的校勘、评解，即便有一些理论的阐发，也缺乏一种系统的观照和外来的参照。而黄侃先生则开始系统地阐发《文心雕龙》的文论思想。关于札记的要义，李建中教授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点，他继承了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大文学观，凡是以文字书写在竹帛上面的都是文，凡是研究这个文的法式的就是文学，不论它有没有修饰，也不论它有没有句读。第二点，就是它强调学术研究的现实针对性。第三点，黄侃采用了“循实返本”的研究方法。所谓“循实返本”，顾名思义就是遵循事实，返回到根本。

当黄侃先生191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的时候，他的下面坐着一个学生，就是范文澜先生。范文澜师承黄侃先生学习《文心雕龙》，并于1922年开始在南开讲《文心雕龙》。1925年的时候天津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讲疏》，30年代初才于北平出版他的《文心雕龙注》。我们知道范文澜是历史学家，他所编写的《中国通史》非常有名，在《中国通史》里面，范文澜先生盛赞《文心雕龙》为文学方法论、文学批评书，是西周以来文学之大总结。在整个20世纪问世的《文心雕龙》的注释本当中，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是最权威的。他在校勘、征引、释义等多方面均有建树，它的突出特点就是以“注”为“论”，即把自己的观点融在注释里面。

第二、西杨东王

西杨指的是四川大学的杨明照先生，东王指的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两位均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大家。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所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杨先生当时的导师是郭绍虞先生，他读硕士三年，只见过导师两面，一次是面试，一次是答辩，所以杨先生基本是自学成才。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直到1958年才出版，到了1985年又出版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这本书，此外，他的《梁书刘勰传笺注》一文对刘勰的生平思想作了详细深入的考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研究龙学的两大块，分别为材料考证和理论阐释。可以这样说吧，材料考证这一块的丰碑就是西杨，而理论阐释这一块的丰碑要数东王了。王元化生前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又是华东师大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导。他的代表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完成于1966年初，直到“文革”之后的1979年才出版。这本书是当时大陆龙学界理论水平最高的学术专著。其中上篇三篇文章分别谈刘勰的生平、思想及文论；下篇为“创作论八说”，对物色、神思、体性、比性、情采、熔裁、附会、养气等问题作了理论阐释。其方法是强调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还有文史哲结合。

结语：

《文心雕龙》总结了历代的创作经验，继承了先秦至刘宋文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在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等众多重要问题上形成了系统而深刻的观点，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文心雕龙》是文艺理论扛鼎之作，是文学批评不朽丰碑！

注释：

[1]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P2

[2]王梦鸥.文心雕龙快读

：古典文学的奥秘.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3年12月.P5

[3]

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P5

[4]

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第七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P5

[5]

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