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书有哪些

如何评价荣格的《红书》？

《红书》记录了荣格从1914年到1930年间的“自我实验”——即荣格的“个体化过程”。

个体化过程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在于能够与幻想的人物或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进行对话，并把幻想的人物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整合到意识中，那么就能重新找到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遗失的神话式想象所具有的价值，从而调和时代精神和深度精神。

《红书》描绘的就是荣格的个体化过程，它呈现的是一系列的积极想象和荣格对其理解的尝试（这里的积极想象也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指通过自我表达的形式来吸收无意识的方法），换句话说，《红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描述荣格重新获得自己的灵魂和他如何在那个精神异化的时代克服重重困难，并把个体化当作一般心理模式进行阐述。

《红书》采用了对话形式——自柏拉图式对话产生以来，对话形式已经成为了西方哲学思辨的一种主导形式。

和他对话的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他将之称为“阿尼玛”——“集体无意识所看到的主体”。

《红书》在语言风格上深受歌德和但丁的影响。

《红书》的语言风格遵循三种不同的文学语体——报告式、反思式和浪漫式，如歌德和但丁的用法相类似，三种语体在每一章交叉渗透又相互独立。

荣格能够更多地利用当代科学的手段发展出一套解释梦的理论，这应该归因于他虽然从师于弗洛伊德并不得不接受他的教导，但他并没有一味地追随，而是在弗氏基础上建立一套自己的心理学分析模型。

因此，当我们庆幸荣格成功地把潜意识与梦的想像力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解梦理论时，也不能忘记荣格正站在西格荣德·弗洛伊德的肩膀之上。

心理学史家舒尔兹说：“荣格的观念能激发人们的思想，而且新颖，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乐观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许多人认为是由于背离了弗洛伊德而有的、值得欢迎的变化。

就荣格与弗洛伊德二人的比较而言，另一位心理学史家墨菲认为弗洛伊德与荣格都是负有非常不同使命的先知，弗洛伊德看到的是浩瀚的力量横扫一切，人世也不免罹难，只能略做些敷衍塞责的抗议，然而在荣格看来，“有不断扩大的领域容许同那庄严和那神圣的东西进行直接的接触，有一种患者和医生都甘愿接受的鼓励，自由无阻地朝着神秘追求的方向运动。

人们或许会这样设想，前者是一位坚定的人物，“勇敢地对抗着一个异于宇宙的虽然宏大却凄凉萧瑟的力量”，对于这个宇宙，人类只可能提出局部而有限度的防御；而后者却是一位通往极富挑战性的世界的向导，在他看来，对于这个世界，人类是真正与之协调一致的。

在心理学家斯托尔看来，人们大大低估了荣格理论的价值，究其原委，又主要是由于荣格不能用更简明易懂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写作方面，弗洛伊德有着巨大的优势，他的文章确实写得非常透彻而有说服力，因而他容易止息批评，令读者折服。

荣格强调人性中与生理相对立的精神诸方面，这就与弗洛伊德对躯体的过分迷恋形成了一种重要而且必要的比照。

人们很容易对荣格失去耐心，感到他那些神秘的偏见，他那种共时性的观点，还有充斥于他自传中的那些鬼神都让人特别难以接受。

但是，他关于内倾与外倾人格的思想、关于心理有自我调节机制的设想、对个性化过程的描述、以及他对于精神分裂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方式治愈的信念，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