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征东行省的设立

高丽

征东行省

元丽关系

正文：

一、征东行省的设立

在元帝国征伐天下的过程中，对东北小国高丽的征伐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尽管高丽国小民弱，但元朝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征服高丽这个国家。但经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双方都疲惫不堪，由于处于弱势一方，高丽统治者首先向元朝表示了臣服，遣质子于元。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当时作为质子留在元朝的世子倎最先对忽必烈的统治表示了拥护，这获取了忽必烈的信任以及大元皇帝女婿地位，也是的高丽皇室在元朝高压统治下保留了高丽的相对独立地位。

尽管如此，元朝对高丽的干涉仍然极为深广。据《元史》卷十二记载：至元二十年正月乙丑,“以阿塔海依旧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四月壬辰,“以高丽王就领行省,规画日本事宜”。甲午,“高丽国王王请以蒙古人同行省事”。癸卯,“授高丽国王王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仍驸马、高丽国王”。五月甲子,“立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与阿塔海共事”。

《元史》

卷十一

《世祖纪》

元朝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式设立征东行省，但其设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加强对高丽的统治，而是为了征服日本。

据《元史》

卷九十一《百官七》记载:“征东等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国,命高丽王置省,典军兴之务,师还而罢。大德三年,复立行省,以中国之法治之。既而王言其非便,诏罢行省,从其国俗。至治元年复置，以高丽王兼领丞相，得自奏选属官,治沈阳,统有二府、一司、五道。”

《元史》

卷九十一

《百官七》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六》的记载与之相同，尽管《元史》的记载较为简略，但征东行省设立的初衷是元朝为远征日本而在高丽设置的军事机构应属无误。但由于忽必烈时期的两次东征日本均未果，征东行省也因此屡次兴废。

二、征东行省的特殊地位

据日本学者北村秀人的研究，高丽国设置征东行省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设置的征东行省是为征讨日本而设置的军事机构，后期设置的征东行省是为统治高丽国而设置的地方统辖机构。

关于征东行省设立之初的性质和作用，前文已有述及。而在讨伐日本失利撤置征东行省之后，元政府为了加强对高丽的控制，稳定东北局势，又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重新设置了征东行省，而后期(1287年至元末)所设置的征东行省,是具有羁縻统治特点的地方行政建置。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建置是行省,而征东行省是因内属国——高丽国而设置的,它与内地行省不同，高丽国并没有因为征东行省的设置而消失，而是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元朝以高丽王为行省长官，以高丽官吏为行省的主要官员，因高丽国俗而统治之。在名义上征东行省官员是由元朝任命，执行元朝的旨意,代表中央统辖高丽,实则高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保留了下来。

《元史·世祖纪》记载:

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年)

五月,“授高丽王睶行尚书省平章政事”。二十五年二月,“己卯,以高丽国王王睶复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二十八年(1291年)

五月,“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驸马高丽国王王睶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

《元史》

卷14、15、16

《世祖纪》

可以确定作为行政建置的征东行省设置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即高丽忠烈王十三年(1287年)。而由于征东行省初设，制度多有损益，因此高丽王的官职也几次变更。

终有元一代,高丽国王的封号中始终带有“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的头衔。这样高丽在形式上成为元朝的一部分,在征东行省的外衣下,高丽王国艰难地维护着自已半独立的地位,得以基本保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体制。尽管期间曾有过几次反复和危机，但直至元末，元丽两国之间始终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高丽国的胜利，蒙古人灭国无数，却唯独留下了小国高丽，这也是高丽人顽强抗争的结果。

三、征东行省在元丽关系中的影响

自忠烈王以后,历代高丽王即位之时都要接受元朝的任命(行省长官)和册封(高丽王)，以表示高丽对于元朝的臣属地位。元朝对高丽还实行了联姻政策，忠烈王以后几乎凡成年的高丽王都要迎娶蒙古公主为王妃，如忠烈王与元成公主(齐国大长公主),忠宣王与蓟国大长公主联姻

《元史》

卷24、30、41,他们的后代有的即位为高丽王，高丽也因此被元人称为“驸马国”。另外，元朝皇帝要求高丽贡女于元，大量的高丽女子进入元代宫廷，而蒙古贵族们也上行下效，纷纷以迎娶高丽贵族女子为荣。政治的统一和大量人口的流动也导致了频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但由于征东行省在高丽国具有居高临下的特殊位置，元朝派遣的达鲁花赤往往征敛无度，欺男霸女，“滥受朝命,擅作威福”

《高丽史》

卷三十九

《恭愍王世家》

五年10月条

，高丽国中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饱受欺凌。这些恣意妄为的行省官员有的被绳之以法,但仍有弄威福者,被高丽人“疾之如狼虎”。

元朝和高丽内部的一些人还几度想将高丽内地化，但在高丽的强烈反对下都没有实现。主要的有以下几次:

忠烈王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1302年)，辽阳省提出“并征东辽阳为一省,移司东京”；

《高丽史》

卷三十二

元武宗至大二年三月（1309年），“辽阳行省右丞洪重喜诉忠宣王不奉国法恣暴等事”，“欲立行省”

《元史》

卷23

；忠肃王十年(至治三年，1323年)

正月，“柳清臣、吴潜上书都省,请立省,比内地”

《高丽史》

卷三十五

；忠肃王十七年(天历三年，1330年)

闰七月戊子，“郎将金天还自元,言朝廷据前征东行省左右司郎中蛮人蒋伯祥状,议于东国将置行省。”

《高丽史》

卷三十六

忠惠王后四年(至正八年，1348年)八月庚子，“李芸、曹益清、奇辙等在元中书省极言王贪淫不道,请立省以安百姓。”

《高丽史》

卷三十六

尽管元朝将高丽内地化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列五次立省之议的提议者，除大德六年辽阳省那一次不知为何人提议外，只有蒋伯祥为汉人，其余三次都是由高丽人提出的。高丽内部也分为亲蒙派和独立派，其中亲蒙派如奇氏等将高丽内地化的提议，是在试图借助元朝的力量，以便于在高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

就元朝来说，除了初期对高丽的征伐，到了元朝中后期，元朝其实是无意也无力将高丽内地化的，由于当年高丽对蒙古的军事进攻的长期顽强的抵抗，留给了蒙古人深刻的印象。如忠烈王十七年二月，因哈丹犯境，高丽向元求援，元世祖对使臣说:“尔国，唐太宗亲征尚不克，又于我朝初未归附，我朝征之，亦未易捷，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

《高丽史》

卷三十

另外元朝一统中原后，其扩张性也逐渐衰落，一部分元朝大臣担心如果高丽内地化引起反抗的，元朝将陷入战争的泥淖，也不赞成扩张。其中大臣王约的议论是较有代表性的:“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

《元史》

卷一七八

征东行省是元帝国在高丽统治的象征，但随着元帝国的逐渐衰落，其影响也在削弱，逐渐变为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对高丽的统治也逐渐名不副实。到元顺帝后期，由于元被明打败，退居漠北，征东行省也名存实亡。元朝末年,高丽恭愍王在位期间,征东行省作为元朝特殊行政区的职能被高丽国自行取消,高丽国又恢复到原来内属国的地位。

四、总结

征东行省的设立和消亡伴随了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始终，作为扩张工具的征东行省因跨海征伐日本的失败而被罢置。大多数时候，征东行省是作为元朝统治高丽的象征存在的。由于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以及一系列特殊原因，高丽将其独立性保留了下来，征东行省也成为了元朝诸多行省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

征东行省的存在加强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但这种交流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给高丽人民带去了极大的痛苦。随着元帝国的日益衰落，征东行省逐渐成为了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到高丽恭愍王时期，高丽恢复了自身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