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西北部为什么充满生机

傅作义将军在抗战时期的最大贡献，就是坚持了绥远不弃，尽管所部第35军曾经在日伪的进攻下几乎不支，最惨时军力只剩下不足40%，但终于坚持了下来。

知道绥远抗战的重要意义吗？那就是避免了日军从塞外迂回宁夏，进而从北方侵入陕甘，这也是重庆方面逐渐重视傅部以及提高其军政地位的原因之一。

（傅作义）所以出身晋绥军的傅作义，虽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只是阎锡山手下的第7集团军总司令，然而在抗战中期以后职务一路飙升：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兼绥远省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到了1945年初，已经跟老长官阎锡山平起平坐了，当然，这里面也有老蒋的刻意拉拢和分化晋绥军的因素。

同时，也不能完全否定胡宗南的抗日功劳，这个“西北王”到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手下已经有四个精锐集团军45万人马。

该部虽然躲在第一和第二战区的屁股后面，但终究守住了黄河、守住了潼关和西安，也就意味着四川北大门始终是安全的，日军无法从叩开川北觊觎成渝。

虽然胡宗南后来也晋升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但是从傅作义和胡宗南的职务可以发现，抗战时期第八战区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陕甘宁青诸省。

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39年初，战区司令长官一直是由老蒋自兼的，直到陕甘宁局势稍稳的1939年初，才由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接任。

从第八战区的设立可以证明，陕甘宁地区在抗战初期也不是那么安全的，如题所说人口大规模流向上述地区，其实并不准确。

中华民族的传统“避难所”仍然是巴蜀地区，这是由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和人口情况所决定的，陕甘宁地区除地理上并不足够安全以外，粮食问题和经济水平都制约着，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迁徙。

（朱绍良）主要原因还是地贫民脊和粮食短缺，比如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外因自然是敌人的封锁，内因也确实是延安脱产人口较多，而粮食产量又较低。

从1937年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共接收了由河南、宁夏、山西、河北等省份避入的29万人，到1941年边区总人口为135万，1945年也才达到159万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内地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所以人口增长比例真心不大。

但是四川可不一样了，它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属于外围山地中间有平原（成都平原）的盆地地形，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不仅在地形上有利于抵抗外敌，成都平原出产的粮食也能够养活大批的内迁人口。

到抗战相持阶段，重庆军队的防御重心，就是从豫西、鄂西、湘西到黔桂一线，目标就是拱卫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

（傅作义和赵承绶）粮食供应更是大问题，随着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产粮区的相继沦陷，四川省承载了国民政府最主要的粮食负担，仅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四川征收稻谷的总量就占到了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所以刘湘才敢说：“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根据不完全统计，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3月之前，从沿海地区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至少有2000万人，但“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足十分之一”，那也就是说，不低于200万人涌进了大西南后方。

注意这只是普通的难民，尚不包括国民政府西迁入川渝的大批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仅重庆人口1945年即激增到126万余人，而1935年这里只有30万人口。

（宁马）所以抗日战争期间百姓真正逃难的方向，不是什么陕甘宁，而是大西南的云贵川，实际上古往今来大多如此，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爆发，连唐玄宗都从西安跑到了四川，闹八国联军那会，慈禧逃亡的第一站虽然是西安，假使情况继续恶化，估摸着还得入川。

1944年豫湘桂战役惨败时，风闻日军有进逼潼关的迹象，西安城内的大小机关纷纷装箱准备跑路，目标正是汉中。

战乱年代，普通老百姓逃往西南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为了“活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哪怕在西南大后方吃糠咽菜，总能够保证基本的人身安全，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日本人炮制的屠城屠村血案还少吗？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以后，民众的恐慌更甚，但凡有点能力的家庭，必然舟车甚至步行一路西迁，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从沿海地区逃往大后方的人口，权威数字不低于5000万，比较而言，逃到陕甘宁地区的难民数量根本微不足道了，黄河天险，其实也影响着普通老百姓入陕甘宁的通道，而另外一边，又是战线对峙区。

至于现如今更多的人投奔“北上广深”，则更容易理解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肯定好于西南内陆，个人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也更多一些，目的当然不再是仅仅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活得更好”。

这是两个问题，战争的时候为什么往陕甘宁跑？和平的时候为什么往北上广跑？第一个问题：战争的时候为什么往陕甘宁跑？陕甘宁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从历史上看，这三个地方曾经是中原王朝长期的西北边境，而古代中原王朝面对的最大威胁就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例如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

所以，陕西、甘肃、宁夏一带曾经长期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民族作战的战场。

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最大的一场对外战争就是派出30万秦军主力在宁夏一带和匈奴作战，却匈奴七百多里，保障了当地10多年的和平。

但是，毕竟匈奴人以骑兵为主，七百里地最多三天的路程，而秦军以步兵为主，很难及时有效的对匈奴人实施反击，所以虽然匈奴主力已经远离陕西、甘肃、宁夏一带，但是还经常会有小股部队拿下骚扰。

秦始皇派蒙恬和他的儿子公子扶苏在这一带囤积重兵，到了汉朝的时候，甘肃所辖的河西走廊成为汉朝向西进入西域一带重要的路线，为了保障这里的通行，汉朝将长城继续向西修，囤积重兵并且建立了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座城市，并且将内地数十万老百姓迁徙去开垦。

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年代要往陕甘宁跑的原因。

那里有战争当然要往那里派人打仗喽。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和平的时候往北上广跑？个人认为，这个所谓的北上广是一个虚指。

为什么叫虚指呢？因为北上广三个地方在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不是中心城市。

北京古称幽州，到了汉朝的时候这里才逐渐发达起来，成为和北方游牧民族实施边关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但是相对于中原一带和800里关中平原要差一个档次，最多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二线城市罢了。

直到元朝的时候，这里成为帝国的首都，才逐渐成长为超一线城市。

所以，在我国历史上来看，和平时期往北京跑，元朝之前主要目的应该是因为当地地处边关，像陕甘宁一带经常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作战，估计是老百姓过去捞军功去了，或者双方暂时休战的时候，中原人前往幽州一带，有可能是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做买卖。

元朝之后，这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当然来这里的人就更多了。

上海最起码在战国年间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海，而且直到宋朝的时候上海周边地区才得到大规模开发，超过了北方的中原一带。

直到近代，上海因为港口才逐渐成长为我国第一经济之都。

战国之前往上海跑估计是打渔去了。

大上海变成陆地之后，目的主要以开发为主，把这里变成鱼米之乡。

土地是需要开发的，否则没什么价值。

古代人口少，打仗的时候往边关去人，只有和平了才能拿出人口和资源开发这些蛮荒之地。

广州，他虽然远离中原核心区，但是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发展却比上海还要早。

当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的时候逐渐建立起来之后，这个位于我国东南一带的沿海城市成为泛海而来的西方商人的重要落脚点和商品集散地，内地的丝绸瓷器茶叶运到这里卖给那些老外，然后换取老外从海外带来的特产运到内地。

所以，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当地的外国人竟然达到了将近10万，可以说是仅次于长安的国际大都市。

和广州繁华异常相比的是，广州周边地区发展却一直都非常慢，因为在农业社会，除了广州可以依靠贸易之便快速繁荣起来以外，其他地区得不到有效辐射，还很荒凉。

广东地区甚至是整个岭南，作为远离中原核心区，想要把这里完全开发起来要等到明清时期了，而在此之前，除非去做买卖，大多数人去广州相当于今天的人们开发大西北，他们的行为是值得钦佩的。

看了题主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心生感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这么勤劳勇敢。

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