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拼音

古代的人怎么认识“字”了，没有拼音？

直接上个最简单的，保证一看就懂：1、当：都郎切——d（u）+（l）ang=dang；2、东：德红切——d（e）+（h）ong=dong；3、公：古红切——G（u）+（h）ong=hong；以上的三个例子都是取第一个字A的声母，取第二个字B的韵母，把这几个字重复快读，你就会发现它能产生拼音的效果。

比如：“都郎”！“都郎”！“都郎”！就变成了“当”对不？“德红”！“德红”！“德红”！就变成了“东”对不？“古红”！“古红”！“古红”！就变成了“公”对不？是不是好神奇了？其实，就是下面这个道理，以“当”字为例：都，在古代的读音标注中叫“韵部”——相当于拼音的声母；郎，在古代的读音标准中叫“韵腹/韵尾”——相当于拼音韵母。

至于后面的“切”字是啥意思？注意，“切”本身是一个动词，意思是让我们在两个字的组合读音中，“切”出一个音来——可谓相当形象生动。

这，就是传说中的《切韵》了~！隋代《切韵》是中国史上的第一部“韵书”——何为“韵”？其实就是和“拼音”一个意思，总之就是指标准的读法。

可能有朋友会问了：既然古代没有拼音，那你上面举的例子里，是怎么知道“都”就是“du”？“郎”就是“lang”？你要是这样问我，我是真的没有答案了~因为，这已经不可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是古代韵书中归为“韵部”的那些字，它的读音就是已经确定了的。

说到这，就得先解释另一件事了。

虽然，韵书要到隋朝才出现。

而且，自有正史的夏商周三代起，一直到清雍正的3000~4000多年时间里，我国历史上从未试过推动“语同音”。

注：清代雍正曾设“正音馆”，以北京话为国语——老北京话，不是今天的北京话，要求全国执行，但是后来也不了了之，所以要“留”到新中国诞生，才终于完成。

尽管如此，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就没有语言教学。

孔子有一句大家都熟能详的话还“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还记得不？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学习周代的书籍《诗》《书》就一定要用“雅言”。

这个雅言一般主流观点都认为是作为统治者的姬周人使用的关中（长安）方言，而姬周人自己的解释则说这是他们的先辈在夏代时学习的夏人之语言（古“夏雅”同音）。

但不管如何，从孔子与雅言的这个例子就可以得知，古代人不可能因为没有发明音标或韵法，就没有语言教学，如果都不推广语言的话，那周天子怎么和天下诸侯沟通？识字识书的士大夫阶层又怎么和诸侯沟通？所以说，追溯到隋以前的晋、汉、秦，乃至周商夏，都一定程度存在“语同音”的，起码上流阶层都会同一门语言。

我们不知道的，只是上古三代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韵法而已。

目前可查最久远的语言教材是来自先秦时期的《史籀篇》和《尔雅》。

两书均被《后汉书.文艺志》所收录，其中《尔雅》保存得比较好，共有3卷20篇，并且一直流传了下来，而《史籀篇》则已经佚失，只在《说文解字》中保留了223个字。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推动了中华民族史上的第一次“书同文”，那么，我们也可以由此想象到，既然书已同文，则“语同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自然而然地推动普及，因为原来的六国人的文字与秦国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再用他们自己的文字读音去读秦帝国制订的书本已变成不可能。

所以，《史籀篇》和《尔雅》，与秦始皇时代的《仓颉》《爰历》《博学》的5大先秦辞书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早的文字读学教材。

后来，进入西汉时期，又有了《凡将》《训纂》《滂喜》《急就》等相关著述。

因此，我认为影响极其深远的东汉许慎之巨作《说文解字》的基础就是来自这些前人之作。

《说文》全书收录9353字，又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同文1163字，合共解释了十三万余字，几乎奠定了所有汉字的字义与来源，以及读音。

许慎在这10几万字中共提炼出来540个部首，在辨识文字的声读时，他使用的方法主要就是“读若法”和“直注法”。

【直注法】就不多解释了——就是已经确定的读音。

龢，《说文解字》注：从龠禾声。

读与和同。

【读若法】从象形文字的“形声形义”的创造理念出发，把同一部首或偏旁的字归类为同一声部，然后在部首或偏旁中取其中之一来作为文字的“声旁”，以表示它的读音。

如“坪”，《说文解字》注：从土从平，平亦声。

“平”就是它的声旁，所以它的读音就是“ping”。

而那个“亦声”的意思，则是指在释读的时候，要么从形声的角度出发，要么从会意的角度出发去解读字音（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

也就是说，这个“亦声字”不是一个可以“一键到位”的读音技巧。

比如“吏”这个字，《说文》：吏，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果是按“形声”，那么“吏”肯定是读“shi”，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要么形声要么会意，而“吏”作为名词，又是指人，显然就不适合用“形声法“释读。

所以《说文》又注：“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从一”，所以古代时“吏”与“一”应该是同声的，假设东汉时“一”就是发“yi”，这就是为了表意的发音。

相信聪明的读者也留意到了，我们虽然无法百分百肯定东汉时“吏”、“史”、“一”是发什么音，但是有趣的是，今天这三字的发音却确实与《说文解字》的释音非常接近，把“史”（shi）与“一”（yi）来个“切”音就大致解决了：syi转音成今天我的“li”是非常可能且顺理成章的事。

不管如何，今天的“史”、“吏”、“一”还是几乎还是同一个声部。

所以，为何我们的专家们有办法复原古汉语，不得不说，老祖宗的智慧真不简单。

《说文解字》里还有一种读音技巧叫“省声”，这个方法和亦声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必然的“形声”或“会意”，但是它的释读方法却仍然是以声旁为读音，例如：郊，“从邑交声”（“阝”为邑简写）——就是说它的部首是“阝”，但它的声旁却是“交”；超，“从走召声”——它的部首虽然是“走”，但声旁却是“召”。

这种方法的是因为无法“形声”也无法“会意”的情况下而创造的，所以“省声”法并不是一个十分科学的方法，是许慎的一个折衷选择，但是这个办法到了《切韵》诞生后就解决了。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流行一个观点，说东汉尚未发明“反切法”（即隋《切韵》中的注音方法），其实这是错误的。

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

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渐繁。

孙炎，字叔然，三国著名经学家，曾为《尔雅》作注，改名《尔雅音义》，里面就有“反语”，方法与后来的“反切”法是一样 。

到了隋唐时代，由于汉字历经了近千年，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因此在上述的“反切法”的运用，已经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文字读音问题。

所以，唐诗宋词开始大爆发！西周：中国历史上的造字大爆发与文字大发展时代；隋唐宋：汉语诗歌及文艺创作的的大爆发之盛世！

古代没有拼音，往往用同音字注音，称为叶音法。

所谓的“叶”就是读X音的意思。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音韵学传入中国，对中国的音韵学产生了影响，注音方法上出了反切法。

反切法是取另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来注释被标注自的读音，直音法是用另一个同音字来标注读音，是中国古代对汉字读音的两种标注方法。

反切注音法就是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音，第一个字为“反切上字”，第二个字为“反切下字”。

反切上字注声母，反切下字注韵母。

然后上字辨阴阳，下字辨平仄。

例如：“气”字注音为“去既切”，就是说取“去”的声母，取“既”的韵母，取“去”字的音调。

反切与拼音主要有3点不同： ①拼音是用一个或几个音素符号来表示声母、韵母的实际音值，而反切所用的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不存在，以元音开头的汉字也是少数。

所以代表声母的反切上字不能不带韵母，代表韵母的反切下字又常常带有声母。

这样，代表声母和韵母的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的成分，在拼合的时候，必须去掉多余的成分——上字的韵母、下字的声母。

进一步细说反切的原则应该是这样：反切上字只取它的声母，不计较它的韵母和声调;反切下字只取它的韵母和声调,不计较它的声母。

②理想的拼音字中的一个声母或一个韵母，只能用固定的一个或一组字母表示，绝不允许随意更动；反切上下字的选用则是灵活的，选用与被切字声母、韵母相同的任何字做反切上下字，都不会改变被切字的实际读音。

例如，“孤，古胡切”。

假如上字不用“古”，而用“过”、“姑”、“公”等字，下字不用“胡”，而用“乎”、“吴”、“都”等字，被切字的读音都不会变。

这是因为前者声母都是[k]，后者韵母都是[u]。

从原则上说，同一类声母或韵母，各用一个字表示就可以了。

假如规定只用一个字来表示，那么就无法给这个字自身注音，因此同一类声母或韵母至少得用两个字，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又远不止两个。

《广韵》同类声母的上字最多有17个，同类韵母的下字也基本类似。

③现代汉语拼音除了有双拼法之外,还有三拼法、四拼法。

从书写形式上看，一个音节可以用1～4个音素字母表示；而反切只能用双拼，只容许用两个字。

即使是零声母字，也必须有反切上字。

例如在普通话里，“爱，乌代切”，被切字“爱”ai是零声母。

如果是拼音，声母就可以不必表示了。

反切注音法,则必须用一个“乌”字代表零声母来做反切上字。

即使是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整个字做反切下字。

例如，“劝，去愿切。

被切字“劝”的韵母是üan，包含3个音素。

反切注音法只用一个与“劝”韵母相同的“愿”字做反切下字。

除了反切注音法之外，还有直音注音法。

就是找一个同音字直接为一个字注音，比如“郝”就可以注音为“好”。

但是直音注音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一个字没有同音字，比如“丢”就很难注音，所以就需要直音和反切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