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创作应从理解民族乐器特性开始

民族音乐创作应从理解民族乐器特性开始

在名团名家荟萃的2月22日的 2016年中山元宵音乐会上，两位特邀而来的民乐演奏家给观众留下印象深刻。著名二胡演奏家刘光宇将渝派二胡演绎得声情并茂，亦庄亦谐。著名青年古筝演奏家刘乐亦后生可畏，一曲《云裳诉》技艺超群。而在记者采访中得悉，两位实力派演奏家在创作上也颇有建树，也因而对当代民乐作品的创作现状有着深刻的体会。

■作曲家要提炼大信息，也要发现弱信号

今年中山元宵音乐会的曲目编排别具匠心，荟萃了一批当代民乐优秀作品。其中，二胡和古筝与乐队的协奏均让人耳目一新，带给观众视听的双重震撼。

作为中国音乐最高奖 “金钟奖”金奖获得者，迄今唯一一位连续入选2012、2014中央电视台光荣绽放 “十大古筝演奏家”及“新十大古筝演奏家”的著名青年古筝演奏家， 早在2010年，刘乐便首演了《云裳诉》的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版，这次与浙江歌舞剧院民乐团的首度合作自然轻车熟路。他深情款款地以琴声诉说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英俊潇洒的台风也迷倒了台下一众女粉丝。他本人对《云裳诉》也十分喜爱。“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运用西方音乐曲式的完整结构将接地气的中国文化内容升华到艺术的高度。”他认为，这部作品将传统秦筝筝曲的古朴和现代筝曲的旋律融为一体，体现了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深入了解和热爱。

著名二胡演奏家刘光宇与乐队合作的《红梅随想》也体现了作曲者对器乐的新发展，将二胡抒情的阴柔和激越的阳刚发挥极致。刘光宇赞道：“这是二胡的英雄交响曲，表现这个民族大义凛然，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

尽管民族音乐积累了许多传统曲目，尚可应付演奏需求，但民族管弦音乐交响化对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刘乐等演奏家看来，当下专门为民族管弦乐团创作的精品之作仍是屈指可数。“很多作曲系的学生，对乐器的特性、声音的处理缺乏具象的理解。”他认为，乐器声音的不融合并非一定是阻碍民族管弦乐交响化的绊脚石，实际上，已经有不少高明的作曲家创作出巧妙避开矛盾，又迸发出火花的新作品。

刘光宇认为，音乐作品也体现了作曲家观察社会、反映生活的诉求。“艺术家不仅需要对大信息加以提炼，也应对生活中的弱信号善于发现。”元宵音乐会当晚，他所加演的个人小品《蚂蚁》便是对弱小符号的凸显。这首二胡曲取材自他儿时的游戏，孩子们往往喜欢拿着米粒逗弄蚂蚁，由此引来浩浩荡荡的蚁群。“那么多蚂蚁，你怎么截断它们的道路，仍是百折不回，气吞山河。这样的精神值得敬佩。”

对“二胡戏剧化”颇有心得的他将这首四分钟的小曲演绎得诙谐生动，配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为小蚂蚁渲染出鲜明的艺术形象，“对儿童来说是卡通，对年轻人来说是时尚，对老者来说是还童的，不管年龄如何，你都可以从《蚂蚁》中得到体会。”

《蚂蚁》的灵动火辣也让人对二胡音乐的哀怨形象大为改观。刘光宇表示，乐器本身是中性的。“它既然能够哀怨为何不能欢乐？”《二泉映月》等传统二胡曲目表现的只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心灵风景，而当代作曲家对现实的反映应是多元化的。他说，对乐器风格的固化印象，也显示了我们对当代民族音乐作品的传播不足。

■好演出由作曲家、演奏家和观众共同完成

现代民乐作品如何符合人们当下的观赏兴趣，同时保持传统韵味？在刘乐看来，有时实在很矛盾：“艺术如果只是迎合市场，服从当下主流，那么可能很多乐团都得演奏广场舞了。搞艺术和搞娱乐的区别在于前者贵在坚持。”他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朝着自认为好的方向走下去，尽管何为好音乐的标准因人而异，但方向的坚持意义重大。

“我很幸运赶上了古筝发展的时代。”刘乐回忆，自己六岁开始学琴时，古筝尚不算热门乐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古筝发展迅猛，现已成为最多演奏者的民族乐器，而现代古筝作品创作也在那时开始蓬勃。古筝的音乐表现力丰富，涉及面广，已经走在民乐的最前沿。如今，适合古筝演奏的曲目不仅有着海量的传统音乐作品外，还有来自外国作曲家的作品。“他们的思维和我们很不一样，中国人更注重旋律的可听性，发掘音乐内涵的中国气质，比较含蓄，老外则比较追求搞怪，张扬，个性，没有太多规矩，可谓肆无忌惮。”

作为民乐新生代的代表，刘乐本身也喜好以创作表达心中的情愫，他对各种风格持开放的心态。“民族乐器的本质还是根植于传统音乐文化，但音乐作为载体，可以表达很多想法。”他认为，一场演出的效果，是作曲家、演奏家和观众三者共同完成的。他与记者说起与欧洲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外国作曲家的古筝作品的体验，外国观众对自己并不了解的文化仍表现出很好的尊重，会安静、认真地听他的演奏。“在音乐上，他们很真诚。”

他表示，这或许是由于成长环境和文化教育的不同，中外观众的审美观点存在差异。现代作品往往强调个性和意象，而目前中国观众大多数还是偏向固化的想象，偏好民族音乐的本来面目。由此，先锋派的现代作品在中国仍是小众，且在短期内难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