硁硁然小人哉

下面已经有人说了这段话出自《论语 子路第十三》：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反对“言必信，行必果”吗？从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最后一句“小人哉”的评论上，似乎孔子是很鄙视这种人的，因为孔子骂别人是小人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好事。

例如“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阳货》），“小人过也必文”《子张》）。

在这上面句子里面的小人，多指行为卑劣、品德低下的人，是彻彻底底的批评。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孔子说一个人是“小人”，有时只是指这样的人社会地位低下、没有经历过比较好的教育，向上面说的“硁硁然小人哉”，就不是说这种人行为卑劣，而是说这些人太拘泥于规章制度、太死板、死脑筋，不足以担当国家大事，不能做“大人”而已。

孔子为了避免大家引起误解，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抑亦可以为次矣”，就是说如果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也可以作为更次一等的“士”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鼓励，相比于那些真正的“小人”，这种人的行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孔子为什么不完全赞同“言必信，行必果”？有很多人学习儒家经典，会武断的认为儒家的君子就是那种揣着架子、板着面孔、说话咬文嚼字的老古板、道学先生。

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

在孔子的眼中，上面的老古板和道学先生，就是“硁硁然小人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人食古不化，不懂得与时俱进，不懂得变通。

很多人对儒家的君子错误的认知和印象源自下面的一句话：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这些人只看到了“刚、毅、木、讷”这四个字，就认为儒家的仁人君子就应该刚毅、木讷、一板一眼、尽量少说话。

这实际上是很片面的理解，我们还要注意到孔子在后面说了两个字“近仁”，记住是近似于仁，而不是说这就是仁。

区别就在这里，很多人读的时候把这段话里面的“近”字去掉了，结果就越学越错，越学越呆板，越学越不像活人了。

“言必信，行必果”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儒家思想是一门讲究圆通的思想，叫做君子外圆而内方，永远是遵守更高的善的准则和以人为本。

比如《孟子》里面就有一段话，《孟子·离娄上》记载了孟子与淳于髡的一段著名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这段对话很好地诠释了坚守行事原则和事急从权的重要性。

男女授受不亲是礼节大防没错，但是嫂子溺水了，如果这时候还讲“男女授受不亲”，这就是违背了“人命第一，救人第一”的更高的善的准则，这时候“男女授受不亲”就应该让位于“救人”，这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事急从权”，或者叫“经达权变”。

所以儒家学说思想不是让人去固守某一原则、某一承诺，而是因时设地的去思考什么才是最优先最急迫最需要遵守的原则，而不是片面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片面的讲“言必信，行必果”。

再举个例子，你和朋友关系非常好，承诺他来借钱你一定借钱给他。

结果你知道他来借钱是为了去赌博，甚至为了去吸毒，你也能对自己曾经的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然后借钱给他吗？眼睁睁看他走向堕落和毁灭？无可无不可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被遗落在民间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孔子说：“不贬抑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被迫〕贬抑自己的意志，辱没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深思熟虑，他们只能这样做而已啊。

又说：“虞仲、夷逸，过隐居生活，说话放纵无忌，能保持自身清白，废弃官位而合乎权宜变通。

可是我与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照孔子的这段话就能大概明白，孔子所追求的仁义，是那种符合时势发展要求的仁义标准，而不是固守某一主张，某一理性，某一信条。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能真正的理解“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吗？

孔子言必行行必果孔子主张言出必行，不讲浮夸不实之言。

在言与行二者之中，孔子更重视行。

《礼记?缁衣》中记孔子说：“大人不倡游言。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游言，即浮夸、虚浮、华而不实的言论，也就是不真、不实、不信之言。

在上位的人要带头不说“游言”，可说而不可做的话不说，可做而不可说的事不做，民众就会言行一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孔子还说：“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

为政者少说话而以行动成就自己的信用，民众就不会夸大自己的好处而掩饰自己的毛病。

《论语》中还记载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人不轻易许诺，是因为他们以行动不能兑现许诺为耻。

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勉励人们重视实际行动，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

我国有提倡言出必行的优良传统，说到做到，不尚空谈。

话说出口，一般就不能再收回，行动才是硬道理，负责才是真本事。

孔子欣赏子路“无宿诺”，即称赞子路答应做的事情从来不拖延。

曾子说：“不能行而言之，诬也。

认为不能只说不做。

子贡在请教关于“君子”的标准时，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孔子甚至强调先做后说。

子贡说：“驷不及舌”，意思与《邓析子》中所说“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一致。

后人把这些话总结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言不宿诺”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标准，历代以来沉淀出许多近义的成语，如一字千钧、一言为定、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

言行一致受人尊敬，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信口雌黄则遭人鄙视。

言出必行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其言要“善”。

《尚书?无逸》中说：“其惟不言，言乃雍。

这是说不轻易说话，只要一说出来就很恰当和善。

《尚书?周官》中说：“慎乃出令，令出惟行”，这是以慎言为言出必行的前提，是说执政者应该谨慎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必须彻底实行，所以《逸周书?官人》强调“言不过行，行不过道”。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如《易传》所记载的孔子之言：“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

所以，出言之要，在于可从。

其言可从，就可施之于用，国家治道就在于此。

孔子同样强调为政者慎言，他说：“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对于为政治国而言，一言一行都不可不慎！这就像《老子》中所说“轻诺必寡信”，《墨子》中所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

《荀子》中也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治国者应该“敬其宝”。

言出必行，其言要善，而善则体现在合乎“义”。

言出必行，不倡游言，这是“信”的要求。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信”，一般情况下，话说出口一定要做到，然而，这个“信”是“大信”，绝不是愚信墨守。

孔子强调“慎言”，强调“于其言，无所苟”，与他格外注重的“义”的原则相一致。

讲话慎重，不随便马虎，然而，一旦出言有错、言语失当，这时也不可拘泥，不可不知变通。

在孔子看来，人如果失言或者说错了话，就要勇于改过，不能苟且。

所以，子贡问怎么做才是合格的士人，孔子显然并不赞成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如果过于偏执，其行为就流于“硁硁然小人哉”之类了。

孔子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孟子的表述更明确：“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有子、孟子的说法在内在精神上与孔子思想完全一致。

言行体现着品性，一个人如何规范自己的言行意味着他怎样立身处世。

怎样做才能通达无碍？孔子提出了六字方针：言忠信，行笃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