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关

[拼音]：Zhongguo jindai haiguan

[外文]：the Customs in modern China

中国从清代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海关及其管理。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失去关税自主权，但海关行政仍由中国管理。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迁设租界外滩的江海关被群众捣毁。英、美两国驻沪领事遂擅行公布船舶结关暂行条例，因外国商人反对，未能施行。这时，外商船舶自由出入上海港，江海关受外国势力阻挠无法恢复征税工作。1854年夏，英领事阿礼国（1809～1897）提出一个中外合组海关的方案，两江总督怡良（? ～1867）派苏淞太道吴健彰（约1815～约1870）于 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会晤，规定: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由中国任命为税务监督，与中国共同管理江海关的征税事宜。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款》对这一办法作了修改：“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人帮办税务，毋庸英（美）官指荐干预”，并“各口划一办理”。1859年江海关英籍税务监督李泰国（1832～1898）被委派为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各口岸任税务司，从此，外籍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便成为制度了。1861年起，广州副税务司英人赫德任总税务司（初为代理），一直管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

在中国当时的政府系统中，1861年起海关由新设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1902年改为外务部）统辖；1906年改隶专设的税务处；1928年后改由财政部关务署统辖。

海关的最高机关是总税务司署，设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下设六个办事文案。1896年上谕总税务司兼办邮政，赫德遂兼总邮政司，并设邮政局总办、副总办。又同文馆的教习也在总税务司署编制。1901年同文馆合并于京师大学堂，1911年邮政为邮传部接管，二者脱离海关。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税务司署组织改为五科三处，旋又改为九科二处。总税务司署直辖全国各税务司署，亦即各口海关。19世纪80～90年代，随着边疆危机和列强分据租借地，又有边境海关（边关）、租界地海关的设立。这些海关受到有关列强或租界地当局的辖制，享有特惠、减税权利。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改归海关管理，总税务司署的征税权力又扩大了。

海关事务主要为征税和船钞两大部门。征税分内班（处理商人报关、征税）、外班（查验过关商货）、海班（巡水缉私）。船钞民国以后改称海务，主管船政和港务事宜。人员最多时为兼办邮政时代，1910年有19169人；1911年邮政脱离后，降至7230人；以后大体在八九千人之间。其中洋员约占1/6，国籍最多时达20余国，而以英人占绝对多数。海关要职都由洋员担任，华员仅任中下级职位；华洋关员生活待遇悬殊，形成洋员统治华员局面。

终清一代，海关管理征税，税款的保管则由清政府任命的海关监督掌握。辛亥革命爆发后，总税务司伙同北京的外交团把海关税款分存于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的总税务司帐户。从此，税款保管权也落入外国人手中，甚至连偿债、赔款剩下的关余，中国政府也无权动用。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立于广州，从1918年起，要求按比例分取关余，与外交团、总税务司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逐步发展为要求关税自主、收回海关管理权的群众性运动。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推动了这一运动。1926年10月，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公布《征收出产运销物品暂行内地税条例》，成为第一次撇开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自行征收产销税的行动。随后，各地方势力也趁机征收货物附加税。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了打击。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又恢复和稳定下来。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和对外交涉，中国毕竟实现了一定的关税自主，1929年以后，又四次修订了关税税则。

抗日战争时期，通商口岸沦陷殆尽，海关在财务行政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从1943年起，总税务司一职由美国人担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延续了95年的以洋员税务司为主宰的海关制度，宣告结束。

近代中国海关，统一了全国的海关行政，引进了比较先进的组织、人事、财务管理制度，成为近代中国效率较高的行政机构；并在港务、船政等方面引进了一些先进设施，在统计、调查、文献保管方面颇有成绩。但是，统治海关的洋税务司们是利用这个组织维护外商在华贸易的利益，利用关税操纵中国的财政，并在关务、港务、船务等各方面扩大帝国主义的势力。赫德主持海关后，凡清政府举借外债、建置海军、购买军火、修筑铁路等事，都有总税务司参与；许多外交交涉以及条约草案，也由总税务司经手；甚至封疆大吏的任命，有时也须征求总税务司的意见。中华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海关更成为扶植某种势力、左右政局的一个力量。因而，近代中国海关的活动，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其他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