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会战

南昌会战的经过是怎样的？f南昌会战是哪一年?南昌会战歼灭日军多少人?南昌会战是谁指挥的?

军队总指挥罗卓英 赣北属于第九战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罗卓英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名义负总责

喂喂，老蒋又不是傻子，如果薛岳真的是什么“胜券在握”，又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事实上，建议老蒋弃守长沙不是别人，正是桂系大佬、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时间是1939年9月26日。

此时日军中路主力第6师团和第13师团之奈良支队，已经逼近长沙以北的捞刀河防线，关麟征第15集团军虽然死战不退，但是已处于巨大危险之中！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总共出动了四路人马，准备一举荡平第九战区主力并摧毁长沙。

在湘北主战场，日军以第33师团为左路、以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为中路、以第3师团之上村支队为右路，同时向长沙发起进攻；另外，冈村还命令位于赣北方向的日军第106师团，作为辅助突击集团实施牵制性作战。

狡猾的冈村还利用日军的水上优势，指挥右路上村支队秘密穿过洞庭湖，突然袭占了营田港，鬼子用毒气杀害了营田守备团的大部分官兵，然后部队登陆成功，直插湘北腹地。

而营田的位置，正处在关麟征集团军防线的侧后方，换句话说，第15集团军骤然间已经腹背受敌，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风险，指挥部里的薛岳确实坐不住了。

（冈村宁次）别看日军在湘北地区只有两个师团、两个支队7万多人的兵力，可是第3师团、第6师团、第13师团这几拨鬼子的战斗力，熟悉抗战史的读者那都是门清的，绝非关麟征一个集团军可以抵挡，尽管薛岳增派了第37军驰援，第15集团军仍然险象环生。

而在赣北方向，罗卓英第19集团军所部也被鬼子第106师团纠缠，双方杀得难解难纷。

所以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开局，其实是很凶险的，第九战区的两个主力集团军（皆为中央军）都陷在战场里，尤其是关麟征集团军随时有被击破的危险。

也正是在这一天，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作战室里，白崇禧向老蒋提出建议：第九战区应该放弃长沙，将主力撤至衡阳地区，依托衡山山脉构建防线，进而阻止日军继续向西南纵深突破。

（白崇禧剧照）白崇禧提出这个建议，并非因为怯战，实在是有他的考虑：第一，白崇禧远在重庆并不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他判断日军会像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一样，围歼当面中国军队后长期占领城市，那么如果死守长沙在战略上是被动的。

第二，长沙由于1938年的“文夕大火”，已经被烧了半座城，组织城市防御战是很困难的。

第三，对薛岳的指挥能力不太看好。

白崇禧是“以空间换时间”抗日持久战略的坚定支持者，主张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以保存军事实力进行长期抗战。

那么面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开局不利，他深恐第九战区主力被击破后，长沙城也将不保，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作为副参谋总长，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军令部“高参们”的支持，老实说，这帮人的战略指导完全在模仿武汉会战，所谓的“战武汉而不守武汉”。

实际上，冈村宁次并没有得到长期占领长沙的授权，因为第11军兵力不足，日军的目的是捕捉第九战区主力加以重创，然后攻占长沙并彻底破坏之，以“挫败重庆军的抵抗意志”。

所以长沙会战和武汉会战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无论是重庆军委会、长沙第九战区长官部，当时都不了解日军的真实目的，一见鬼子来势汹汹，白崇禧、徐永昌等人本能地认为，必须在适当时机放弃长沙。

至于老蒋，实在是有些犹豫不决，在华中三大城市已经沦陷其二的局面下，他深知保有长沙和湖南大部的重要性，毕竟湖南是鱼米之乡并且人口众多，轻易丢给日本人则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老蒋又担心自己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损耗过大，那可是他维持地位和统治的本钱，所以当关麟征和罗卓英都陷入苦战，并且战局也很不明朗的情况下，后一种思想最终占了上风，根据陈诚的回忆：在白崇禧反复建议下，“勉从其意”决定弃守长沙。

（关麟征剧照）笔者一直反对过度吹嘘薛岳将军的抗日功绩，以客观为佳，但是在坚决保卫长沙这个问题上，薛岳确实还是值得称赞的。

军令部关于撤守长沙转进衡阳的命令下达后，薛岳抗命不从，并且回电陈情申诉，言之凿凿保证逐退日军，这下子老蒋也有点动摇了，随即派出陈诚和白崇禧联袂赶赴长沙，当面了解战况并督促薛岳撤军。

实际上，军委会两巨头到达长沙“现场办公”，本就是老蒋犹豫不决的结果，否则，再一道严令过去，薛伯陵还敢造反不成？薛岳之所以有底气把战局翻盘，在于他手中掌握着几个精锐军还没有投入战场，包括粤军精锐欧震第4军、湘军李觉的第70军、中央军李玉堂的第8军和彭位仁的第73军，以及我们熟知的抗日铁军第74军，这些部队经过休整状态正佳。

所以他的设想是以第74军加强赣北方向，协助罗卓英击退第106师团，同时在长沙以北布置决战战场，将手头掌握的预备队一股脑投放进去，再击退湘北方向的来犯之敌。

现在预备队还没有动用，决战尚未实施，就让他放弃长沙南撤，实在是心有不甘。

（陈诚剧照）陈诚和白崇禧受命后，当天从重庆先飞桂林，然后乘专列到达株洲以南的禄口，这里是薛岳第九战区的战斗司令部所在地，见面后白崇禧先定调子：“长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保全实力为急务”，意思是应该马上放弃长沙，各部队逐次撤往衡阳方向。

薛岳奋起争辩：“军人守土有责，且日军攻湘，未见重兵，何言轻撤？我当一方面固守长沙，一方面诱敌于浏阳河谷，与之决战”！白崇禧跟薛岳早有夙怨，俩人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懒得跟薛岳废话，只说这是老蒋的意思，你薛伯陵遵令执行就是了。

薛岳火了：“空间换时间，自是我方战略，但亦当与敌接战，对其层层消耗，若不能消耗敌兵，空谈空间换时间，则是自欺欺人！现若轻弃长沙，我上无以对国府，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衣了”！ ------- 其实个人觉得薛岳的话比较在理，空间换时间也不代表一触即逃，没有逐次消耗日军的作战行动，换不来什么时间。

两个人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其实真正的实权派还没吭气呢，那就是老蒋第一红人、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正牌子司令长官陈诚（薛岳是代理），陈诚也有些矛盾，他奉命而来确实是劝薛岳南撤，但是到了实地又发现，第九战区并没有出现慌乱和崩溃的情况，似乎可以一战。

于是自言自语出一段名句：“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薛岳当即报告目前士气可用，且除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皆在战区长官部掌握之中，于是陈诚转而支持固守长沙，先安慰了一下气得满脸通红的白崇禧，然后对薛岳说：“你可筹划反攻，其余事，由我去对委员长说”。

既然陈诚已经在战场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力主不放弃长沙，又有薛岳的极力保证，老蒋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南撤衡阳的决定，于是薛岳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一搏了。

1939年9月27日，薛岳下达全线反击令，赣北战场，王耀武第74军奋勇出击，配合第72军、滇军第60军等部大败日军第106师团，迫使冈村宁次不得不调湘北左路之33师团前往救援，顿使湘北战场压力大大减轻。

湘北战场，薛岳将第4军、第8军、第70军、第73军全部划归关麟征指挥，使其总兵力增至七个军，在长沙以北就地展开反击，在其他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战至9月30日，所携粮弹将尽的日军渐渐不支。

1939年10月1日，冈村宁次下令日军主力返转北撤，第九战区各部衔尾追击，双方重新回到新墙河两岸形成对峙，第一次长沙会战落幕。

从战场形势和伤亡情况来看，应该算是打个平手，但是日军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了，就这一层面说，又得算薛岳赢了。

所以会战结束后，薛岳去掉了“代理”两个字，正式出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第一次长沙会战最多能算是个平手（实际上说小败更准确些），时任第９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在其撰写的《记第一次长沙会战》是这样总结的：“综上所述，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

……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

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

台湾三军大学战史室编写（蒋纬国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 抗日御侮》中，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说：“双方均未收显著及决定性歼灭战果，……「进」与「退」的主动权，均操之在日军，且其作战目标，不是夺取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