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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经济衰退促进产业向我国转移
由于日本与美国贸易争端激化，1985年9月22日，五个发达工业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达成“广场协议”，同意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促使美元贬值，日元、西德马克升值。日本经济因日元升值而受挫，日本政府担心日元升值对本国经济产生紧缩性影响过于严重，实施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猛涨，形成“泡沫经济”。1989年3月开始，日本急剧收紧货币政策，刺破了资产泡沫。1990年股票市场崩溃，1991年房地产价格狂跌，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
1、日本产业向我国转移加快。由于日元升值，打击出口企业；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市场环境恶化，加快了产业向外转移步伐。进入9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强劲。1991—1993年，项目数分别增长75.7%、201.3%和93.2%,合同投资金额分别增长77.7%、167.5%和36.3%,实际投资金额分别增长3.8%、33.3%和86.5%，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一个高潮期。同时，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制造业投资比重迅速提高。1991—1995年，制造业投资额和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20亿日元和53.4%、838亿日元和60.7%、1587亿日元和81.2%、1943亿日元和72.4%、3368亿日元和78%，规模快速扩大，比重直线上升。相应地，日本由于转出产业多、转入产业少，服务业发展滞后，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
2、日元升值过快为我国提供了教训。迫于美方压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忠实履行了“广场协议”，与美国一起大规模干预日元汇市，日元兑美元汇率随之急剧攀升，由1美元兑240日元在三个月后走低到1美元兑200日元以下，1987年初再突破150∶1，1988年初已逼近120∶1，意味着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了一倍。从长一点时间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前的360日元/美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80日元/美元，升值4倍多。由于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大幅升值严重打击了对外贸易，使日本经济很快陷入一场“日元升值萧条”。在萧条中的1986年度，出口总额减少了15.4％，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工矿业生产指数出现了0.2%的负增长，失业率也破了战后最高纪录。直到1995年，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开始推崇强势美元政策，日本的经济萧条才有所停顿。
二、亚洲金融危机增强我国对外开放优势
1、亚洲金融危机扩大了我国影响。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国际地位。一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表示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二是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三是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千方百计刺激经济增长，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积极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提出的主张和建议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
2、亚洲金融危机为我国提供了一顿“免费午餐”。墨西哥1995年金融危机，许多人认为那是在遥远的拉美，与我们无关；日本九十年代开始衰退，有人说那是发达国家，跟我们无关。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是我们的亚洲邻国，与我们的发展水平差不多，香港也受到冲击，这给与我们很大的警示。提醒我们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加强货币和金融体系建设，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注意治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保持外债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强化国际游资进出监管。
3、亚洲金融危机增强了我国对外开放优势。一是增强中国吸引外资优势。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下滑，股市低迷，有的出现社会动荡，外国投资便大量外流。2000年，流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私人资本净额基本为负值。相应地，一些外资投入中国的巨大市场。据报道，金融危机后的2-3年，流向东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东南亚的10倍。1999年中国占流入东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40%，2000年提高到50%。2000年，摩托罗拉公司在天津投资19亿美元，超过它在马来西亚三十年的投资；在上海设厂的通用汽车也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以推出两款新车。二是增强我国出口优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比较雷同，在成衣、玩具与劳动密集电子产品等领域相似度较高；出口市场也基本一致，都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外资企业撤离，一些本地企业倒闭，出口受到一定抑制。我国则相应增加了一些市场份额，1997年我国对北美市场的出口增长了22.3%，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增长了21.4%。
三、美国次贷危机增加我国话语权
美国次贷危机在对我国外贸出口、货币政策调控等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增加了我国话语权，提高了国际地位。
1、中国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反守为攻。与以往美方一再要求中国“解决问题”的态势不同，这次中方自信地向美方直言不讳，提出建设性意见，“美方攻、中方守”的局面正在扭转。过去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这次中方指出,美元疲软推高了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引发通胀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损害，敦促美国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美元币值。中方表示，过去中美双方在讨论中经常是中国希望在宏观调控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而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方除了有兴趣研究美国在宏观调控和市场发展方面的经验外，同时也希望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
2、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取得丰硕成果。双方签订了能源环保十年合作框架，宣布了框架下的第一阶段五大合作目标，建立了五个工作小组，启动了每个目标下开展实质性合作的行动计划。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为两国投资者提供投资便利和投资保护，并提高投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美方继续承诺开放金融市场，给予中资商业银行国民待遇，并按照相关审慎规定与程序，快速处理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无不当拖延。美方承认中国在市场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将切实考虑中方关切，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四、越南金融危机阻挡我国产业外迁
今年以来，越南经济急转直下，发生了金融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越南盾连续贬值，对美元已贬值约30%；二是股市几乎崩盘，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越南证券交易所有关指数从1106点下跌到了396点；三是物价飞涨，5月份越南消费物价指数涨幅达到25.2％，在17个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二，因为物价上涨当地还出现罢工风波；四是贸易赤字扩大，1-5月达到144亿美元。
越南金融危机在使我国外部经济环境更加趋紧的同时，也放缓了我国产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步伐。近几年来，由于越南廉价的劳动力及优惠的投资政策，珠三角、长三角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衣厂等，尤其是港资台资企业，纷纷把越南当作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现在越南发生金融危机，人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已经大打折扣，前往投资的企业可能暂停脚步。佛山市纺织行业协会秘书长透露，佛山很多纺织企业曾考虑外迁，而往越南转移成了多数企业的首选。然而，此次越南金融危机对打算前往越南投资的纺织企业信心有所打击，很多原本近期要去越南考察的纺织企业已停下脚步，开始观望起来。
深入分析，我国能够克服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化挑战为机遇，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有机结合，科学地把握了对外开放的度，使对外开放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发展大局。二是我国审慎开放金融领域，特别是实行了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盯住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没有完全放开资本市场。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可以预期，我国由于对外开放经验越来越丰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今年将成功克服美国次贷危机、石油危机等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局面，超额完成除物价指标外的各项宏观调控目标。我省由于外向度较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特别是面临着沿海产业转移加快、中部崛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机遇，内需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将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