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关系研究

一、税会基本关系及其模式选择

（一）会计与税收的基本关系:会计和税收作为经济体系中不同的分支,二者之间的关系既紧密又独立。相比而言,会计立足于微观层次而又影响到宏观领域,而税收立足于宏观层次而作用于微观领域,会计直接面向企业但也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连,而税收首先基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对具体的企业实施征收管理。会计目标是会计制度的起点,进而决定会计制度中的核算原则和具体处理程序。

（二）税会关系模式选择: 从世界各国的税会关系的处理实践看,按照其所依据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理论的不同,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分离和统一两种模式。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税会模式一般侧重于二者的高度统一,税会职能的发挥强调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服务,会计准则通常也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并强制执行,而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税会模式则往往是分离的,我国税会关系的选择更倾向于分离模式。我国会计制度体系的建立是在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完成并不断修正和完善的。

二、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关系的演进历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般只需对政府负责，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一切都是政府的。因此，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挂钩，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大体保持一致。同时，企业也从方便的角度出发，以满足税务当局的要求为其会计处理的基本出发点，尽量避免或减少由于会计处理方法与税法要求的不同而需单独解释的内容，进而按照税收法规进行会计处理，而非以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为主要目的。而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税利都是分开的，税是对政府的义务，利润是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收益，不仅如此，两者还是矛盾的，税缴多了，利润就会被抵消。

三、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分歧给现实工作带来的困局

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各自都在进行积极的国际协调,这一发展趋势加速了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分离，由于分离所引起的二者差异的日益扩大,也带来了如增加会计核算成本、诱发避税动因、甚至加大整个经济改革成本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从企业角度来看:1.纳税调整复杂，难以准确地计算应纳税额，加大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企业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核算和纳税申报时，会计核算应当依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的规定进行处理，纳税时要依据税收法律、法规中的要求进行调整，而现行会计制度与税务法规的差异较大，纳税调整的项目增多，增加了纳税调整的工作量；同时调整业务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纳税调整的难度，有时同一笔业务要调整多个税种，如视同销售业务既要调整增值税，又要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还要调整所得税，甚至还要调整消费税；有时同一笔业务既要调增，又要调减，如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需重新计算折旧额，同时需采用税务制度不允许的折旧方法；有时相同性质的业务，调整方法不同，如资产评估增值应分别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调整，即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资产评估增值、因清产核资而发生的资产评估增值和因股份制改造而发生的资产评估增值。2.增加企业的涉税风险。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存在着大量的政策差异，进行调整时难度很大，纳税人往往由于理解的偏差，造成计算错误，面临被处罚的风险。特别是2000年相关法规确定了企业所得税的“独立纳税体系”，纳税人填报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异常复杂，其结果造成一方面纳税人常填报失误遭到处罚；另一方面为了正确填报，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有偿聘请税务代理，加大纳税成本。

（二）从税收机关的角度看:1.会计信息复杂化，增加了企业规避税收监管的可能性。由于企业会计核算与税务核算的分离，必然导致二者对收入、费用、损益的确认和计量产生较大差异，企业可以利用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之间的差异，采取各种方式规避税收，有些特殊业务，如企业并购、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等，在会计和税收方面都缺少具体的业务准则进行规范,甚至某些处理还存在规制的空白点,这极易使纳税主体产生逃避纳税的动机。2.征纳双方容易引起争论，并且难以仲裁，增加了税务部门的征管成本。企业会计制度对已发生的新经济业务及能预见的新经济业务参照国际惯例作了相应的规定，而税法的改革滞后于会计制度的改革，对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可以计入成本费用的，且并没有规定其限额或比例的，税务制度却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或不可以确认其收入或费用，这就会造成按会计制度核算是正确的，但由于税务制度尚未明确而难以辨别，如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以对或有事项确认或有负债，而税务制度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容易引起争议，尤其是税务制度未规定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就难以仲裁。

四、协调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建议

会计改革与税收改革总是相伴而来,会计和税收都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经营的现实需要而各自作出相应的调整。但一般而言,会计制度较为先行,尽管由于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协调要求,税收法规在制度层面上应当积极谋求与会计制度的协调;另一方面,会计制度一定要关注税收监管的信息需求,在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中发挥会计对税收法规的信息支持作用。

（一）加强政策制定者间的合作:会计和税收的法规制订和日常管理分属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在法规的制订和执行中很容易产生立法取向的不同，所以两个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合作是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协作的一个重要保证。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会计制度是由政府制订的，两者之间的沟通具有优势。可行的做法是设立由两个机构代表组成的常设协调机构，在法规出台和执行过程中进行联系、宣传，提高会计制度和税收协作的有效性。而且我们在制定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税收制度及其他相关经济制度时，应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集思广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使制定的制度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使它们更加科学、合理、可行，减少相互间的矛盾。

（二）根据不同的差异类别采取不同的标准导向:对会计处理比较规范的业务,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要使税收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基础上,与会计原则作适当的协作。如捐赠的处理、融资租赁的划分标准、资产减持的处理等问题,税收法规应注意与会计制度的主动协调,以减少业务差异、降低纳税人的核算成本。另外,对于我国会计处理还不规范、甚至存在规制空白点的业务类型,首先要规范和完善会计制度的建设,并同时考虑与税收的协作问题。

（三）会计要加强必要性信息披露对税收的支持:我国会计制度建设除了要解决具体业务规范制订,还要加快针对宏观管理目标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建设,使会计信息得到全面、充分、准确的披露。建议制订《企业会计准则——涉税交易及事项的信息披露规则》,或者暂时在《租赁》《固定资产》《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及《借款费用》等准则中增加披露条款。披露方面的不足和缺失,使会计不能为税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税收也不可能及时地将信息需求反馈到会计信息系统,信息沟通不畅无疑加大了税务部门的信息获取成本。税务信息的非公开性也使税会关系的相关研究面临很大的数据障碍,进一步的探索尤显艰难,应利用数据分析优势使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研究进一步深入。

（四）加强企业的税务筹划和完善国家反避税措施:税务筹划是应纳税企业是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对税收法规的熟练掌握，并且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降低税负的行为。在我国税会分离以及税收监管体系不完善的现状下,税务筹划的前提虽是遵守税收法规，但其结果却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甚至会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造成税收公平方面的问题，并加大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和征管困难。所以一个合法的政府，总要不断制订反避税筹划条例，以保证政府的税源与收入，维护法制的健全。税务筹划（主要指节税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利用，符合税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