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作者

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祖籍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董杜庄镇梁丕营村，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本名张秀环，后改名为张廼莹（一说为：张迺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

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

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长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呼兰河传》的创作背景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而《呼兰河传》故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20世纪10年代中期前后，那时，日军还未侵略中国。

《呼兰河传》单本的创作，于1938年开始于武汉，1940年完成于香港。1941年底，萧红病危之际要求骆宾基送她北上：萧红要回到家乡去。萧红曾计划写《呼兰河传》的第二部。

《呼兰河传》的赏析

《呼兰河传》，叙述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乡土人生的小城故事，展示的是“北中国”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即20世纪10年代中叶前后小镇民众的生态与心态，是一曲国民灵魂改造的挽唱。

呼兰河小城的生存环境封闭窒闷，死气沉沉，除了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和有二伯提及的“俄国毛子”这一出一进外，基本上是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

这样偏远闭塞的生存环境必然带来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芸芸众生的精神麻木又反过来加剧了小城生存空间的封闭落后。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呼兰小镇民众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简简单单的，他们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这就是农耕时期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

“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横下一心的壮举和并不幽默的自嘲中蕴含着贫穷落后给予他们怎样沉重的辛酸。

他们的生存方式是简单的，“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辈又一辈；他们的生活目的是简单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他们的人生理想是简单的，五岁的孩子都说长大了“开豆腐房”。

他们的人生要求是简单的“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当然，他们也勤劳、纯朴、忍耐、善良，但如果这些品格一旦与愚昧、麻木、野蛮、迷信、保守等精神顽症联手，那么这些品格尤其是善良就会变得相当残酷相当可怕。

这种变形的善良，使他们宽容一切丑恶而拒斥一切新生事物，胡家婆婆“为了她好”竟用愚昧的三步曲：毒打、跳大神、洗热水澡将健康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少年女子虐杀了。

王大姑娘自己作主嫁给了冯歪嘴子，违背了“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于是乡邻们冒着严寒去“探访”、“作论”、“作传”、大兴舆论挞伐，结果王大姑娘在冷清的秋夜死了，善良的人们又用舌头将这个青年女子虐杀了。

该故事发生人间悲剧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她们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那些和她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善心”的婆婆、杨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们，而这些“吃人”的奴隶却“善心”洋溢，振振有词。

封建落后思想摧残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灵魂。这再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精辟的判断：“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

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在无意识中成了害人者，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是他们毁灭了小团圆媳妇的“美”，是他们毁灭了王大姑娘的“爱”。

萧红的《呼兰河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文化层面。该小说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主要有“大泥坑”、“跳大神”和“洗热水澡”。

这样的文化载体孕生了更具文化意味的主体——“看客”群体。尤其将主体与载体结合起来，更具有文化批判的历史厚度和哲学力度。萧红大书特书了晴雨时节“大泥坑”各种样态及其带给人们的种种“快乐”。

它既能满足人们看热闹的眼福和吃些死猪死鸡的口福，又能满足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愉乐和谈资。试想如果没有它，小城的人们会失去多少乐趣而更显“寂寞”。

其实，它是小城人生原始状态的写真，“大泥坑实际上成了呼兰县城的标志和象征。”成了小城生活的一部分，它“象征着削弱国民进取、向上的精神魔障。”“跳大神”是东北早期普遍流行的一种文化习俗。

12岁的小团圆媳妇由于活泼开朗，婆家将她视为怪物，遵从“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的古训，进行残酷的规训。先是毒打，接着是“跳大神”，最后是一天连续洗三次“热水澡”。

那些东家的婶子、西家的大娘等“善心”的“看客”给她撕下了衣服，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乐此不疲地狂喊着参与并欣赏这一壮举，小团圆媳妇真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那些“看客”们“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了，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

所以看热闹的人的心里，都满怀奥秘。”结果小团圆媳妇被活活烫死了。“看客们”津津乐道地欣赏“呼兰河”的各种景致。

“大泥坑”的种种悲喜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妇女追打自己的孩子他们饶有兴致地看；跳井的、上吊的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卖麻花、卖豆腐的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冯歪嘴子的女人和小孩他们饶有兴致地看。

总之，“看”成了这些乡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娱乐方式以及传播流言绯闻的特有方式。他们不仅麻木地看着他人的命运，而且也麻木地看着自己的人生。

“看客”的书写，标志着作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野蛮陋习上，而且挺进了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层，提示了这些人内在生命力的枯萎。

“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呼兰河传》是国民灵魂的一曲挽唱。该小说旨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对民众精神的戕害，改造国民麻木的灵魂，因为萧红早就意识到“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那就是“病态的灵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