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的有趣故事

《史记》读书笔记 1、《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构建了一套新的史书体制，由西汉时期司马迁撰著。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

在现代的中国,《史记》几乎是被视作是一部文学作品在看待.后世有许多文学作品借鉴了《史记》的笔法.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此外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

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

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

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在此,我想评论书里面的几个人物. 第一位是留侯张良.他出身很富贵,也遭遇很多不幸,最后终于改掉了最初的莽撞脾气,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看他的传记,却发现,当他改掉了莽撞的脾气后,就成了一个圆滑的人.至少是内心深处是圆滑的.他会想怎么明哲保身,他会故意卖傻去学仙. 第二位是刘邦.书里讲了一些他的神奇传说,不过他的确是个奇怪的人.他毛病多得不行,贪财好色好酒,又爱骂人,不讲道义,但却有足够的眼光.东汉初年的马援曾对自己的首领的隗嚣说,汉光武帝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知礼守法,不如刘邦这样无赖.隗嚣听了很生气,以为马援在捧刘秀.其实马援当时或许说的实话,因为刘邦就是靠这一份无赖才成就了西汉大业. 第三位是孔子，他在中国的地位实在盖过了几乎所有的帝王.然而我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猛士,是一个喜欢策动叛乱的革命分子. 第四位是淮阴侯韩信为保性命甘受胯下之辱以及漂母舍之饭，信曰：“吾必有以重报母。

可见，韩信有多么自信，他好像明白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胯下之辱与他的使命相比，当然算不得什么。

历史上另一个人也曾因贫困，受过一个老婆子的救济，他与韩信不同，却是大大方方的吃了一回，然后摸一摸嘴，抬起屁股走了。

他的神情充满了高傲，很多年以后，他也以千金报之。

历史学家们评价，他比韩信更有胸襟。

可惜他的名气却不如韩信响亮。

看完《史记》后，就仿佛作了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时代的一切，回顾了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其中用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完《史记》后，就仿佛作了一次和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

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2、《史记》这本历史巨著，是我们中国人民智慧、历史的结晶，是千年历史的记载。

我敬孔子，畏霸王，颂毛遂，服姜尚，笑幽王，憎纣王，悲韩信，怜李广。

读书，读史，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神，苏武牧羊的爱国与执着，张骞出使的坚毅与无畏，陈胜举兵的大义与凛厉。

品味全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谓为英雄———项羽。

是的，就是那个四面楚歌，垓下自刎的落魄之人。

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但我想项羽是个例外，遭汉军重围，一人杀敌数百，死战到底。

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

然“燕鹊安知鸿鹄之志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遗恨千古。

然而，刘邦违背鸿沟和约终究成为其一生难以拭去的污点，他终究是个不顾手足之情的刽子手。

于他，项羽不过就是冗长而虚渺的过渡之梦。

梦醒之时，天下尽在咫尺。

于我，他终只是个鸟尽弓藏、为权势而活的枭雄。

成王败寇，战争俨然成为解救之法，英雄与枭雄无数次站在风口浪尖上角逐，其中一人的失败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成功。

然而英雄无所谓清贫抑或富贵，不为名利所趋，所欲追寻的不过“正义”二字，为的只是黎民百姓与江山社稷安危。

姬昌父子起兵反商，为的是因炮烙之刑无辜惨死的冤魂，为的是不让比干一颗赤胆忠心付诸东流，为的是维持天下秩序，国家需要周武王这样一位领袖。

恰恰相反，淮南王刘长醉心权势，不满已有的封地，引发战乱，最终也不过是不成气候的“过江龙”。

通过这本书，我看到了繁荣的唐朝、残暴的秦始皇、崇武的汉武帝 ……我仿佛真的看到了皇宫的奇珍异宝，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硝烟、汉武帝挥兵抗击匈奴的战争场面；有的看着令人心旷神怡、有的看着令人神情紧张、有的看着令人无可奈何…… 我觉得唐皇应该收集更多的书籍供天下人阅读，还得让臣子们多接触一些关于习武的知识。

而秦始皇就应该让人们阅读一些来自统一前其他国家的书籍，不要那么专横，要心胸宽广，能够接纳百家之言。

精通习武的汉武帝应该了解一些古今巨著，成为一名能文能武的好皇帝。

再谈谈古代名人吧。

例如扁鹊，他使多少人起死回生，巧诊了多少个疑难杂症，挽救了多少在死亡深渊边上挣扎的老百姓。

还有张骞出使西域，虽然被匈奴人拘留了十几年之久，但是依然不忘自己出使所肩负的重任，促进汉朝和西域的交流，形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教育学家，他教育学生不是体罚，而是用礼仪道德规范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用文献、典籍丰富他的知识和见闻，他还善于循序渐进的诱导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他从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和鬼神之类的事情。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

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

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迷离了我的双眼；百转千回，人情冷暖，一点点冰封我的思绪。

可我从不曾怀疑这个缤纷的世界，重耳在外流亡十九载，却终登帝位，名垂青史；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了灭国之仇；孙膑膑足，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 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

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 读了《史记》，我不仅丰富了见闻，还增加了知识。

读书真好！ 3、可以看出，在记述上古诸帝时，详略分明。

而且黄帝等诸帝运用武力和政治斗争的痕迹十分明显。

舜帝对于刑法的深化和改良值得注意，尤其是一些体现宽恕的方面。

无疑这对于原始刑罚的残忍性进行了重要的约束。

舜向尧帝建言，对于属下的几大部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

这么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融合进程，其过程又是如何？对于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需要好好研究。

舜在司马迁笔下，其实是一个摩西乃至耶稣式的人物。

在上古时期盛行的禅让，在后来看起来貌似虚伪荒诞，但如果在一种民主议事的环境下，也不是不可能。

即类似于部族选举，权力受到制衡较多，且为了公共事务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只有具备足够威望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才会主动担任公职。

也许这是中华文化中的原始民主的痕迹。

禹定天下地理要冲，故中国的概念由禹起始。

皋陶真是一位贤人。

孔甲之时，天降龙二，不知是何物。

纣王的才干过人，但落得如此下场，不知其心迹如何。

周兴起于农务。

公刘在戎狄之间，仍然坚持农耕，以此起家，很有意思。

西伯献给纣王的文马，不知是何品种。

周与商僵持时的天命概念，不知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还是后人所加入。

太师、少师抱乐器奔周，可见乐器重要性。

穆王征犬戎时，群臣实际上是用古训中“共同体的限度”的理论在劝说他。

即需要保持共同体的层次与界限的流动性。

共和之事，其实古时颇为多见，可见古代政治之发达。

管仲平戎，功劳极大。

东西周以几万人口，周旋于诸侯之间，确实十分可怜。

从秦先祖的姓氏和善于驯养鸟兽的特点来看，其出自游牧区域无疑。

秦以军力获封诸侯，与戎夺岐之地，武功积累远非其它诸侯可及。

岐下三百野人能冲入重围生获晋君，不知是何等死士。

秦缪公善于用人，誓其过，且用计削弱戎王力量，是一位明君。

可惜死后用良臣殉葬，无人敢为良臣。

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

秦孝公励精图治，天下大势已定。

商鞅辅佐秦孝公二十多年，权势极大。

然而秦孝公死后即遭车裂，其人不知自保？白起在长平之战杀赵人四十余万，应大部分为平民，天下震动，自己也难保功高盖主之祸。

秦尚白帝，为水德。

秦始皇所行俭约，志在天下，能屈身下士，性若虎狼。

始皇与李斯等重臣廷议皇帝制，在政制中导入神权政治的根基。

秦尚水德，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

秦更民为黔首，是轻民也。

李斯之议，其害直至今日。

始皇敢为逆天之事，其脾性与气魄类似于史诗中英雄人物，敢于挑战命运及天神。

始皇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已是一种新的追求。

然而其本性好权，大小事务皆自行处理，此为中央集权之弊。

始皇纵游天下，与鬼神相斗，气魄寰古难有能及者。

汉高祖对其极为敬慕，司马迁笔意之间也是极为用心，以彰显始皇气势。

二世下左右丞相吏，是自寻死路。

项羽先屠咸阳，又因秦地残破而欲归，终不脱武夫之名。

高祖屡败于项王之手，奔走狼狈不堪。

然而有良臣保障后勤，外联诸侯，虽精锐如项王不能敌。

但项羽能自重围中力战而出，汉军不能挡期凤，不愧为万人敌。

汉王为项王发丧，泣之而去。

嗟佊盖代，卒为凶竖。

萧曹皆为文吏，故让沛公与刘季。

约法三章，实际上应是一系列引导地方秩序重建的措施之一，其目的在于在中央集权缺失的情况下，建立地方自治秩序。

吕后残害刘氏宗室，然众大臣唯唯诺诺，是重臣明争暗斗，无力相争。

刘吕之争，止于宫室，百姓未受其害。

诸大臣合谋诛杀吕氏，废立汉帝，主位空虚，是汉制之弊。

因而中央集权制度，主重则杀权臣，内官贵，主轻则权贵夺位。

文帝行事恭谨，不求虚名，深得黄老之术。

百姓得无肉刑诽谤之弊，群臣不因小过而获罪，与匈奴战不利而用和亲之策，避小节而明大义，是明主乎。

武帝好鬼神，信方士，是此时儒生皆托鬼神事也。

此时儒家类似于神权政治学说。

武帝封禅，与众儒生议而不得，尽去之。

传承之学术权威旁落，因而董仲舒之说得以大张，儒家思想为此一变。

看每篇后面的评论和疏证对骂很有意思。

史记毁于秦，故太史公作史记以补之。

孔子之后，礼乐崩坏，秦复为之。

汉文景帝好黄老之术，武帝自订礼乐之制。

礼者，养也。

如何驯服欲望，古人已有见解。

儒家以礼义为工具，引导人乐生忘死，是对人生有极深之领悟。

高祖非文吏出身，然而所作歌气势雄奇，非常人所能及，是伟丈夫。

汉以僮男女歌于高台之上，感天动地。

在《乐篇》里，阐述了由天地而生的尊卑序列，中国人以天为尊，这种崇拜倾向对于政制衍变有很大的影响。

其它文明中地神往往地位要更高。

且中国的祭天崇拜是崇拜一种超界限的力量，并非单纯的祭拜神袛。

子夏等人好用礼乐来施行教化，殊不知这种整体性的礼仪观念出不得厅堂。

在诸国竞力以求存的环境下试图以礼乐教化人，是迂腐也。

乐篇后半部分引上古传说，及乐音通鬼神等事，其风格类似宗教文献。

太史公游历天下，感叹故人之伟业。

从史记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货币体系比较混乱。

桑弘羊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体系，反而为卜辞所害。

另外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武功比较赞赏，但仍已暴君视之。

汉武帝应是所谓的强权人物，即能力超群，但正为此而毫无忌惮，不会为什么抽象的原则，而只会为自己的利益而行事。

司马迁写作《史记》，其实和一般历史著作的写作是一样的，他不可能追求绝对的真实，而只追求符合历史的逻辑。

所以有很多涉及历史人物的私密行为，司马迁是以一种拟写的态度去写的，他表达的是一种相对真实。

而且《史记》中这样的内容并不多，多数情况下，司马迁是以引用历史资料加以一定改写，有时还将相互矛盾的资料全部保存下来，以供读者参考，例如他在《老子列传》中就写了三个可能的老子，尽管他本人是相信第一个是真正的老子，也就是《道德经》的作者。

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的那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在于其中夹杂了大量的细节描写。

当然这些细节并不是凭空杜撰，是司马迁依据史料、史实进行的一些推测和大胆的假设。

我在看《韩非子》的时候发现，韩飞也是个善于用故事来说理的人物。

在他的著述中有大量的故事，里面涉及到了很多人和事。

我相信没有哪部史书和史料会把事情记得那么详细，分析的那么透彻，这正是韩非子作为法家大师的能力之所在。

再看《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单从可读性来讲，这几部书尽管也是史学巨著，但却远远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

《史记》是那种闲下来时就可以拿上翻看，且能读的津津有味的书籍。

而《资治通鉴》和其他一些书读起来有些晦涩难懂，很多史实尽管写得十分的精确准确，但却提不起人的兴趣。

比如《资治通鉴》和《史记》中，同样写到荆轲刺秦王的桥段，《资治通鉴》的侧重点在写大局，权谋和当局者的分析，而《史记》则侧重于过程、细节和人物感情变化的描写。

两位作者的立意不同，司马迁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服务的对象是所有人而不仅仅限于统治者。

而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为了“鉴往事有资于治道”，为了帝王吸取经验教训。

服务的对象不同，写出来的东西自然迥异，大众是需要听故事的，是需要有想象的空间的，将大道理和权谋之术，把很多事情写的那么死板，怎么可能有人喜欢去读呢？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运用了大量的人物对话描写，才让那一个个尘封在历史中的人物变得活灵活现，生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记住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记住了“大丈夫应当如此”的刘邦，记住了“刚毅能断”的吕雉，记住了“奇计百出”的陈平，记住了“战无不胜”的韩信，记住了“矢志不渝、不忘初心”的司马迁。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