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乐在中国

中国对西洋打击乐器专业系统的学习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教与学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专业体系与脉络。随着打击乐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它已逐渐成为乐器家族中最富朝气和后劲十足的生力军。

打击乐是人类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原始公社时代出现了原始人类的舞蹈，人们因收获、狩猎的成功而舞，继而在舞蹈的过程中出现了敲击木头、石头，拍打人类本身的大腿、屁股、胸部、掌部。有人认为这就是最早的节奏性击打。如果更科学地分析，旧石器时期出现的将石块切割成大小不一的形状，在石与石之间形成音阶对比的石磬可能更具备“乐”的基本性能。

中国对西洋打击乐器专业系统的学习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教与学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专业体系与脉络。随着打击乐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它已逐渐成为乐器家族中最富朝气和后劲十足的生力军。

中国打击乐的源与流

中国打击乐历史悠久，除了石磬，还有编磬、编钟、木鼓。时间久远，地域跨度大，给民族打击乐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较20世纪初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哈尔滨街头的“洋打”更具规模和大众认知度。由于民族打击乐的传授方式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尚未出现较系统的教育和研究，水平较高的打击乐手主要聚集在演出频繁的戏剧行业。

上世纪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招收了首批学员：赵纪、刘光泗、方国庆等，师从前苏联打击乐教授波拉肖夫系统地研习了西洋打击乐，为中国打击乐奠定了基础。毕业后，他们均进入中国最具实力的院团执锤。此后，他们相继培养出一批打击乐音乐家，在当今的打击乐大家庭中挑大梁的，基本都是这批音乐家的弟子。

“文革”结束后，首批接受系统教学的学员中，赵纪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在附中职教。刘光泗在大学职教，形成垂直、立体的教学态势。由于教学方向各有千秋，事实上各自学生的去向也有差异。附中赵纪的学生大多在读完本科后选择出国读研，大学里刘光泗的学生更多地会选择在国内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当然这个态势现已改观，出国读研的学生数量如今不相上下。他们的徒子徒孙在多年后的今天，早已形成金字塔型的坚实态势：塔尖是著名打击乐音乐家李飙，他是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打击乐手之一。赵纪、刘光泗在打击乐教育工作中仍保持着旗帜性作用。中坚力量由以中国音乐家协会打击乐分会会长金纪广及方国庆、李真贵、郑建国、吕青山、刘刚、陈少论、王以东、王建华、刘亚光、白杨洪、杨茹文等一批坚持在一、二线的教授、音乐家组成。称得上中坚力量的后起之秀则以三位数计。

群众性的健身鼓、广场鼓及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爵士鼓，以其数以百万计的庞大受众群体成为了打击乐的坚强基座。无论是黄河边上的安塞腰鼓、延边长鼓，还是云南边陲的木鼓、铜鼓，声声不息震天动地。2008年奥运会上的千人击缶，更让打击乐在现代舞台上占据高位。

从幕后，到台前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诞生交响乐后，打击乐被安置在乐队最后，其铿锵的节奏被优美感人的旋律所淹没。烘托气氛的定音鼓、一锤定音的大锣、三角铁、小军鼓退到弦乐、管乐之后。

直到上世纪末，作曲家在摇滚、爵士的影响下，全世界都进入了快节奏的时代。作曲家们开始尝试把打击乐请到前台。在周龙新近创作的《京华风韵》中，打击乐的演奏部分在其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有人说，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从巴赫到肖斯塔科维奇，大师们已经把其他乐器写绝了。要想玩点新的，也就打击乐还有缝隙可钻。也有人认为，当今社会节奏快、线性东西少，作曲家偏重打击乐也是时代的反映，历史的必然。总之，打击乐迎来了最热的时代。

打击乐是最“接地气”、最人性化、最容易被接受的乐器。它虽然是最古老的乐器，又是最年轻的乐器，它年年都有新的乐器诞生，它别具一格，乐手、作曲家都可以信手拈来独树一帜。由此可见，打击乐是一个看似陌生，实际上与人近得不能再近的乐器。

也许是由于打击乐特殊地位，与其他音乐门类不同的是，无论是老前辈赵纪、刘光泗、方国庆、金纪广，还是刚上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有着规模庞大的少年儿童学生群，其教学体制之垂直可窥一般，其不分高低贵贱的价值观可窥一般。不知从何时起，很多音乐门类的老师专挑能成名成家的学生，淡漠那些天赋平平的孩子。以学生贵而贵，以学生荣而荣。这些脱离艺术本身的扭曲现象，在打击乐家族中尚未发现。相信这并非他们拥有多么高的免疫力，而是多年的配角心态夯实了这个群体抱团取暖的自觉。恰恰是这种心态、这种自觉，让他们更加珍惜新生力量的培养。这样一代传一代的优良品质，使得打击乐群体罕有改行辍学。这个雪球当然越滚越大。

庞大的群体自然会涌现出更多的新锐。打击乐接受系统教育的人数，从上世纪的个位数，到如今的四位数，在国外院团及从事教学者也已达三位数。如今的打击乐处于最具生产力、创造力的时段。从国家大剧院的“打击乐音乐节”到“首届中国行进打击乐大赛”、“第五届全国鼓手大赛”，全国各种打击乐活动频繁。在中国音协的各分会中，打击乐分会属于最活跃的分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