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什么意思

1、公车上书，是指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2、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公车“称谓始自汉代。

汉代取士主要通过征召和察举，被征召和各地举荐的士子乘公家车辆赴京都，后相沿以“公车“作为各省进京会试举人的代称。

1895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反对。

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绝和约、迁都西安、练兵抗战、变法图强“四项主张，并于5月2日将上书递到都察院，要求代呈光绪帝。

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签字、无可挽回为由拒绝代呈。

但书上的内容在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官吏中辗转传抄，广为流传。

这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以此为起点，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公车上书，一般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200多名举人，联名向光绪上书的事件。

上书的背景1895年2月，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成为近代中国一块至今不愿为国人提起的伤疤，宣告中日甲午战争全面失败。

清政府一败涂地，在日本压力下，只得求和，最终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条约之丧权辱国激怒了朝野内外，从官员到举子，上书、请愿不断发生。

上书的真相“公车”并非指公交车，它是一个古代专指名词，是汉朝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

《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朝代更替后，公车这个部门虽然没有了，但这个名词却流传下来，成为入京请愿的别称，也指入京参加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公车上书，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它是怎么来的呢？来自康有为自撰的《我史》：“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

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

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

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

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

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到了现代，这个说法屡遭质疑，被认为漏洞百出，严重作伪。

2005年北大历史教授茅海建发表的《“公车上书”考证补》，在其中很有代表性。

茅教授认为：“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光绪的御座；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而且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观点当然会有争论，不过现代许多学者，根据史料和文献，都已得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只是康有为自我吹嘘，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杜撰。

在当时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光绪亲政后，清政府内部已经趋于求变，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荣禄，也曾对变法做过努力。

作为慈禧的亲信，他们的意思实际上也是慈禧的意思，就算是慈禧，也意识到了不变则大清要亡的道理。

康有为不是所谓上书行动的领袖，当时，他只是同各省举子一样，并没有什么名声，各省举子当然也不会听他的。

十八行省“公车”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有为组织的签名运动，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人的联署。

而仅仅是另一名广东举人陈景华就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远远多于康有为。

康有为自认为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号召力却远不如一个陈景华，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康有为其人，人品在这里不再多说。

说他是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靠宣传上位的政客，最善作伪、没脸没皮的文人，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

康有为如同罗贯中一样，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段用得炉火纯青，不过，罗贯中写的是演义，康有为写的可是被当做正史。

上书的意义上书的意义，在于促进了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说是开启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也不能说错。

一方面，举人上书的实际意义其实也有限。

不管是陈景华组织的280多名广东举人的公车上书，还是康有为吹牛的1200多人的公车上书，都是失败的上书行动，不要说皇帝，连都察院都没有收到举人们的上书，既然是流产的政治行动，也就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政治影响。

从维新派的另一名实际领袖谭嗣同身上也可以看出。

谭嗣同是货真价实甘愿献身的维新派，同康有为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谭嗣同在1895年还在家乡办学，并没有出仕。

到了1896年，谭嗣同还在南京候缺。

1898年，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同梁启超等人倡办时务学堂，宣传革新理论，才逐渐名声鹊起，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被召入京城，这中间，已经隔了整整三年。

另一方面，官员们上书的实际意义很大。

真正起作用的，是从京城到地方各级官员的上书，也就是各种上奏、代奏和电报。

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并不甘心，从官员到百姓，想要再战之人不可计数。

尤其是《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之后，各省极其愤慨，主战的风气蔓延。

不光是地方，京城里，以都察院为首，三名满汉堂官，20多名都察御史先后上奏，其余京官的主战奏折多达三十五封，加上各地地方官的奏折，一时间堆满了都察院，朝野上下，一边倒的是反对议和的声音。

当然，主战还是主和，还要考虑自身的实力，在甲午大败之后，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清朝确实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已没有多少击败日本的把握。

但来自内部和外部强烈的主战呼声，使得清政府认识到了维新变法已是迫在眉睫，不作出改变则大清必亡，所有才顺应民意，有了之后的戊戌变法。

虽然“公车上书”是一次失败的政治行动，但抛开康有为的自吹自擂，它还是有其现实意义，行动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各地纷纷组织学会，发行报纸，它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