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什么意思
1、公车上书,是指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2、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公车上书的目的是什么?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公车“称谓始自汉代。
汉代取士主要通过征召和察举,被征召和各地举荐的士子乘公家车辆赴京都,后相沿以“公车“作为各省进京会试举人的代称。
1895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反对。
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绝和约、迁都西安、练兵抗战、变法图强“四项主张,并于5月2日将上书递到都察院,要求代呈光绪帝。
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签字、无可挽回为由拒绝代呈。
但书上的内容在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官吏中辗转传抄,广为流传。
这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以此为起点,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公车上书,一般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200多名举人,联名向光绪上书的事件。
上书的背景1895年2月,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成为近代中国一块至今不愿为国人提起的伤疤,宣告中日甲午战争全面失败。
清政府一败涂地,在日本压力下,只得求和,最终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条约之丧权辱国激怒了朝野内外,从官员到举子,上书、请愿不断发生。
上书的真相“公车”并非指公交车,它是一个古代专指名词,是汉朝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
《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朝代更替后,公车这个部门虽然没有了,但这个名词却流传下来,成为入京请愿的别称,也指入京参加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公车上书,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它是怎么来的呢?来自康有为自撰的《我史》:“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
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
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
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
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
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到了现代,这个说法屡遭质疑,被认为漏洞百出,严重作伪。
2005年北大历史教授茅海建发表的《“公车上书”考证补》,在其中很有代表性。
茅教授认为:“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光绪的御座;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而且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观点当然会有争论,不过现代许多学者,根据史料和文献,都已得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只是康有为自我吹嘘,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杜撰。
在当时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光绪亲政后,清政府内部已经趋于求变,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荣禄,也曾对变法做过努力。
作为慈禧的亲信,他们的意思实际上也是慈禧的意思,就算是慈禧,也意识到了不变则大清要亡的道理。
康有为不是所谓上书行动的领袖,当时,他只是同各省举子一样,并没有什么名声,各省举子当然也不会听他的。
十八行省“公车”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有为组织的签名运动,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人的联署。
而仅仅是另一名广东举人陈景华就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远远多于康有为。
康有为自认为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号召力却远不如一个陈景华,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康有为其人,人品在这里不再多说。
说他是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靠宣传上位的政客,最善作伪、没脸没皮的文人,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
康有为如同罗贯中一样,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段用得炉火纯青,不过,罗贯中写的是演义,康有为写的可是被当做正史。
上书的意义上书的意义,在于促进了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说是开启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也不能说错。
一方面,举人上书的实际意义其实也有限。
不管是陈景华组织的280多名广东举人的公车上书,还是康有为吹牛的1200多人的公车上书,都是失败的上书行动,不要说皇帝,连都察院都没有收到举人们的上书,既然是流产的政治行动,也就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政治影响。
从维新派的另一名实际领袖谭嗣同身上也可以看出。
谭嗣同是货真价实甘愿献身的维新派,同康有为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谭嗣同在1895年还在家乡办学,并没有出仕。
到了1896年,谭嗣同还在南京候缺。
1898年,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同梁启超等人倡办时务学堂,宣传革新理论,才逐渐名声鹊起,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被召入京城,这中间,已经隔了整整三年。
另一方面,官员们上书的实际意义很大。
真正起作用的,是从京城到地方各级官员的上书,也就是各种上奏、代奏和电报。
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并不甘心,从官员到百姓,想要再战之人不可计数。
尤其是《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之后,各省极其愤慨,主战的风气蔓延。
不光是地方,京城里,以都察院为首,三名满汉堂官,20多名都察御史先后上奏,其余京官的主战奏折多达三十五封,加上各地地方官的奏折,一时间堆满了都察院,朝野上下,一边倒的是反对议和的声音。
当然,主战还是主和,还要考虑自身的实力,在甲午大败之后,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清朝确实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已没有多少击败日本的把握。
但来自内部和外部强烈的主战呼声,使得清政府认识到了维新变法已是迫在眉睫,不作出改变则大清必亡,所有才顺应民意,有了之后的戊戌变法。
虽然“公车上书”是一次失败的政治行动,但抛开康有为的自吹自擂,它还是有其现实意义,行动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各地纷纷组织学会,发行报纸,它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