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

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

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

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

《周礼》在后来皇权时代的实际运用往往是失败的。

“刘歆、苏绰讬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讬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讬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

“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侥幸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这个批评的对象是《周礼》的后世运用者，而非《周礼》本身；但事实上《周礼》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就是空想的，并不能真正切合于后来的皇权社会。

《周礼》的真正价值不在其制度设计，而在其赖以进行制度设计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精神。

“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

对于今天的生活方式来说，《周礼》之“礼”、即其制度规范条文，可以分为三类：有些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很少；有些在今天还可以参考斟酌；而更多的则完全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用“人之性”来解释《周礼》还具有现实价值。

所谓“人之性”，按孟子的思想，主要就是“仁义”，即《孟子》一书开宗明义所提出的“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孟子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念结构：仁——义——礼。

这个观念结构的普适意义在于：对于任何社会群体的生存来说，都需要“礼”（制度规范）；然而制度规范的建构及其变动，其根据乃是“义”（正义原则）；而正义原则的最终渊源，是“仁”（仁爱情感）。

制度规范正当性的根据，是仁爱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博爱精神。

儒家“仁爱”观念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差等之爱；一体之仁。

只谈差等之爱，最终会逻辑地导向杨朱的“唯我”，即不再是儒家；只谈一体之仁，最终会逻辑地导向墨翟的“兼爱”，也不再是儒家。

儒家的“仁爱”观念，既承认“爱有差等”的生活实情，又通过“推扩”的功夫，超越这种差等之爱，走向“一视同仁”。

所谓“推扩”，就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乃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

这也就是所谓“博爱”，即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原道》）。

此乃制度规范之正当性的根据所在。

从差等之爱方面看，兄弟情谊只是儒家倡导的“五伦”情感之一而已，既不能设想对父母的爱等同于对兄弟的爱，也不能设想对禽兽的爱等同于对兄弟的爱；从一体之仁方面看，儒家的博爱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充实内容的实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既承认差等之爱的生活实情，又强调超越了这种差等之爱的一视同仁。

《周礼》的制度设计，体现着儒家的博爱精神。

如：保息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地官·大司徒》）郑注：“保息，谓安之使蕃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