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满江红》词作地点考

岳飞《满江红》词作地点考本文简介：岳飞《满江红·写怀》写作地点——“牛首山”说、“九江”说之反证朱根勋一、“牛首山”说2012年5月27日《扬子晚报》（A6版）大字标题曰：《岳飞〈满江红〉写于牛首山》。此文是该报记者蔡震和实习生刘凯对持此论者——江宁广播电视大学教师郭迺亮采访后写的新闻稿。全文如下：关于岳飞在南京牛首山写下《满江红》

岳飞《满江红》词作地点考本文内容：

岳飞《满江红·写怀》写作地点

——“牛首山”说、“九江”说之反证

朱根勋

一、“牛首山”说

2012年5月27日《扬子晚报》（A6版）大字标题曰：《岳飞〈满江红〉写于牛首山》。此文是该报记者蔡震和实习生刘凯对持此论者——江宁广播电视大学教师郭迺亮采访后写的新闻稿。全文如下：

关于岳飞在南京牛首山写下《满江红》的论证，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和考古意义。郭迺亮经过严谨的考证，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在时间和年代上是相符的，宋高宗建炎四年四月，岳飞率兵自宜兴西进江宁，这和岳飞写《满江红》的时间一致；其次在地点上，也和史料记载相契合。《宋史·岳飞传》载：（岳飞与金兵）“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而《景定建康志·牛头山条》也有载：建炎四年，岳飞败金人于清水亭。

“这绝不是巧合”。郭迺亮认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中的“朝天阙”为双关语，因牛首山又名“天阙山”，故“朝天阙”既可看作岳飞望空敬拜牛首山“双阙”的具体动作，也可追其更深层次的乃是象征意义，即朝拜皇帝。“朝天阙”句，正形象地表现了岳飞的这种信念和信心。

读到此文时，我的《岳飞〈满江红·写怀〉真伪辨综述及写作时间地点之我见》一文，在《江海诗词》、《中华诗词》发表已近两年。因为郭文仅是一则新闻，没有论证详文，觉得没有分量，可以不必理会。而后，南京有位友人同我说：“郭某的论点虽不可靠，但《扬子晚报》发行量大，误传的影响大，应该写篇短文驳斥，并附原作，以正混淆”。于是，细读郭文，查阅有关资料，结合我的研究成果，写成此文，对郭先生的“牛首山”之说，进行反证。

郭先生所述岳飞自宜兴西进江宁，大捷清水亭，设伏牛首山的时间、地点等事实，叙述是清楚的，对考证地方历史资料是有价值的；但仅凭这些史实，断定岳飞《满江红》写于牛首山，则显得不够慎重。我认为，这是牵强附会之说，而不能成为有理有据的论证。

第一，岳飞设伏牛首山时，军情紧急，任务繁重，夺取军事上的胜利是岳飞当时的唯一任务，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写这首长达近百字的《满江红》词。据《宋史·高宗本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等史书记载：建炎四年春，金兵自临安北撤，三月十日攻陷常州，三月十五日或十八日至镇江府，岳飞的军队在三月十五日前后与金兵有过激战；四月，岳飞奉命

“就复建康”，“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四月中旬西进江宁，二十五日清水亭激战获胜；五月初设伏牛首山，五月十日设寨于建康南门新城，后与金军战于龙湾，五月十一日，收复建康。如此频繁的军事行动，岳飞设伏于牛首山只有数天时间，重任在身，紧张待敌，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写诗填词的时候吗？显然不是。郭先生说：“建炎四年四月，岳飞自宜兴率兵西进江宁，这和岳飞写《满江红》的时间一致．”请问：至今有何人在何处说过岳飞此词写于建炎四年四月的呢？没有。郭先生还把建炎四月岳飞败金兵于清水亭，说与岳飞作《满江红》的地点

“相契合”，也只能说是主观设想，勉强凑合。

第二，岳飞设伏牛首山时的职务、官阶以及在南宋军队中的身份和《满江红》词中抒发的豪情壮志相距甚远。岳飞驻军宜兴时，他的军队还是一支偏师，岳飞还是无所归属的“偏裨”将领，受张俊或韩世忠指挥。建炎四年春，金兀术从临安沿大运河北撤，抵抗金兵的主力仍是韩世忠。清水亭之战的同一天，韩世忠的水军已在建康江面与金兵激战一月有余，却遭敌人火攻而吃了败仗。岳飞在清水亭大捷后，几次伏击，连连得手，收复了建康，迫使金军退至江北。从此，岳飞才受到朝野瞩目，于七月二十一日被朝廷封了武功大夫等职，岳军才列入

“王师”，岳飞才跻身高级将领行列。此后，岳飞在江北与金军交战中，又经历了“承州三战三捷”的喜悦和楚州战役中张俊拒援、刘世光救援不力，以致“楚州沦陷”、

“泰州失守待罪”等痛苦。这是岳飞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转折。受到朝廷重用后，承担更大责任，实现报国宏愿，开启新的征程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岳飞利用驻军靖江的数十天时间，整顿军队，检讨过去，规划未来，并抒发壮怀，写下《满江红》这一名篇。岳飞从清水亭之战到驻军靖江，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岳词中的激烈情怀，岳飞在牛首山时尚未全部形成，所以我认为郭先生说此词作于牛首山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郭先生把牛首山又叫天阙山与岳词中的“朝天阙”附会在一起，并说“这绝不是巧合”，是岳飞“望空敬拜牛首山”，“朝拜皇帝”的具体动作，这似乎想得太离奇、太玄妙了吧！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写词高手，会把一个小小的牛首山，因名字叫天阙山而作为象征朝廷的具体形象放到词作中去吗？绝对不可能。

因此，我认为郭先生所述岳飞《满江红》写于南京牛首山的三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扬子晚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发表这样的新闻，混淆视听，实在有点苟且吧！

二、“九江”说

2010年3月10日，北京鞠盛先生寄来网上下载一文《学者推断：岳飞〈满江红〉写于九江》，并附言说：“文中所言乏力，其主旨殆为其旅游张目耳。因为岳飞在九江时，心情较为平静，焉能作此词呢？建议写篇短文一驳。”当时我的关于岳飞《满江红》写于靖江的论文正在修改之中，不能分身，乃搁置下来。2012年5月又读到《扬子晚报》有写于“牛首山”之说，引起了重视，于是开始对这些说法，进行研究，准备资料，进行反证。

“九江”之说一文的作者叫王波，是《九江日报》的记者。网文是王波先生采访原九江市党校副教授、九江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时任《九江日报》总编郑浪后写的采访记录。

第一，郑浪先生认为，岳飞《满江红》词作于1133年9月（阴历），写作地点在九江“岳氏家园”，即现在的赛阳镇。

其依据是两个推断：

一是“由‘三十功名尘与土’推断”。他说，“岳飞在30岁左右的三年间，有29个月在九江一带度过”。“1133年9月，赵构命岳飞北伐金军，接到命令的岳飞，不禁激情涌动，灵感迸发，长期郁积于胸、萦回于脑的万千思绪一涌而出，凝聚笔端，成就了千古绝唱的《满江红》”。又说：“1133年9月又逢秋季，九江一带秋雨绵绵，故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

二是“由‘八千里路云和月’推断”。他说，“岳飞自20岁离开河南汤阴，先到……再到……再由九江赴杭州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

读了上述文字，不难看出，这不是考证，而是臆说。仅从岳词中的一个对句，就字面解读，作出推断，故鞠盛先生批评他的“文字乏力”是准确的。

众所周知，诗词是艺术品。诗词中的数量词，是为表现文美服务的。有的是实指某数，如“两岸三通”，“一国两制”；有的是夸张形容，如“白发三千丈”、“已是悬崖百丈冰”；有的是个约数，如“三杯两盏淡酒”，“七八个星天外”；有的只是个概念，如“万千心事难寄”，“十分卫郎清瘦”；等等。郑先生将岳词中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当作实数，用会计对账、测绘丈量的方法，算出那年岳飞三十岁，从那里到那里，走了八千里路，证实岳词的写作时间、地点，看似有数字作证，实则牵合附会，没有说服力。这种治学方法，并不科学。所以，郑先生将岳飞30岁时的1133年，得赵构令他北伐金兵，诠释为岳飞写“怒发冲冠”词的年代，是不妥的。依照郭先生描述的岳飞当时的心境、情绪等，若说为是岳飞另一首《满江红》（北望中原）的写作年代，倒还有些靠近。

第二，郑先生对岳飞的考证，发现了许多已经湮没的遗迹，对破解岳飞的历史谜底是有贡献的，应该肯定，但认定“怒发冲冠”词写于他的家园则没有根据，不足为凭。

第三，郑先生为“促进九江旅游事业的发展”，“丰富庐山文化景观的内容”，“扩大庐山旅游的范围”，“增加庐山文化的含金量”，可能做了不少事情，提高了九江的知名度，精神可嘉。但是，作为文化人，为经济建设、文明建设、环境建设服务提供的文化产品，应该是真实的、负责任的，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检验。在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代，文化人特别要防止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为了提高某地“知名度”而提出不合事实的异说，以致造成混乱。学术研究中的争鸣，是正常现象，应该提倡。特此说明，并与郭先生共勉。

（原刊于朱根勋著《时空有隧道——岳飞与靖江及其他》）